去年十月以来发生在加沙的惨剧，一方面在西方世界加剧了“反犹主义”指控的滥用，让这个在犹太大屠杀背景下的词在今天丧失了意义；另一方面让犹太大屠杀在pro巴勒斯坦的群体中成为了一个禁忌，这个创伤被反动政治不断调用，深受其害的阿拉伯人自然对它嗤之以鼻（甚至否认大屠杀发生过的阴谋论在阿拉伯人那里也越来越有市场），犹太人自身更不知道如何再面对被劫持的集体创伤。关于这个话题，今晚我在线上参与的一个巴勒斯坦团结网络组织的工作坊的犹太协调员——也是Jews Voice for Peace的成员——的一段讲话很有启发性，也非常感人，我草草记录并简单地翻译了一下：
“我们现在正经历着犹太人未愈合的创伤所带来的后果，当然并非是我们的历史创伤造成了当前的局面，而是这创伤如何被以色列当局作为正当化其实施种族灭绝的武器。因此，我们希望理解它是如何被操纵的，这样我们才能抗击它。
我们处于一个颠倒的世界，以色列政府通过唤起犹太民族的集体恐惧记忆来暗示犹太人现在又在面临「种族灭绝」威胁，尽管事实上是以色列在持续对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性质的袭击。这种策略是一种标准的殖民策略，它颠覆了权力动态：你对一个民族实施恐怖（terror）行径，却将他们称为恐怖分子。他们正是通过制造犹太人的历史恐惧的方式正当化过去几个月对加沙实施的——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被正当化的——反人类的攻击。他们一直以来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正当化75年的占领。
举一个例子。以色列政府开始将巴勒斯坦人比做纳粹，我们都知道二者毫无瓜葛。但它既是一种将巴勒斯坦人「非人化」的工具，又能唤起了犹太人的创伤。首先，对于犹太人而言，如果巴勒斯坦人仅仅意味着自身的敌人，或者他们成为了纳粹，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可感的「人类」，不再有自己的愿望和梦想。巴勒斯坦人是在抵抗以色列的驱逐，然而以色列政府通过强迫巴勒斯坦人承担纳粹的历史重负，使巴勒斯坦人「非人化」，成为了犹太人的一种面目模糊的敌人。
以色列政府操纵犹太人恐惧的一种方式，就是激活犹太民族历史上所经历的恐怖。然后，把「犹太人的安全」置于「巴勒斯坦人的自由」的对立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虚假的公式，这两者绝不是对立关系。事实上，「犹太人的安全」恰恰需要「巴勒斯坦人的自由」。然而这个虚假对立的迷思之所以奏效是有原因的。
它之所以奏效的原因是我们（犹太人）具身的恐惧与创伤。我们所经历的创伤，包括代际传递的创伤，存在于我们的肌肉、组织和骨骼中。当我们经历伤害时，当我们无法逃脱或无法保护自己/他人免受伤害时，我们的生存本能就会被动员起来。在面对伤害时，人的本能反应如战斗、逃跑、讨好等生存策略是为了参与其中，这些策略是为了解脱。然而“创伤“则是无法得以解脱之物，它们被困在我们的身体中，然后可能会被现实中发生的事情重新激活，促使我们感觉自己回到了原始的伤害中。
因此，因为许多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和其他反犹迫害时期无法保护自己或他们的亲人，许多犹太人不仅内化了恐怖，还有一种对于无助的愤怒。然后发生的是，以色列官方试图引导这种恐怖和愤怒，用以支持以色列的侵略。他们还试图将所有犹太人定位为永恒的受害者，即使以色列拥有巨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要记住，以色列并不代表所有犹太人，大多数犹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国外。我们的人民在宗教、族群和政治上都是多样化的。显然，我们内部对以色列国和锡安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也有许多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我们必须要区分它们。）
很多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在当前的情况下会说，我现在真的不想讲注意力引向犹太人的历史创伤，因为我们需要做的是阻止正在发生的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历史创伤，以便可以对抗其被武器化的情况。尽管我们的创伤不断被以色列官方叙事挪用，作为殖民统治的武器，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回避或否认它的存在，将这些话语让给他们。这些对话经常发生于我跟其他犹太同路人之间，以便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治愈我们的创伤，充分投入到我们的运动中。我们需要面对自身的创伤，去理解它，并且可以将它作为一个案例去理解民族创伤通常是如何被反动政治所劫持的。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停止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和结束以色列政府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还要为我们自己的创伤提供一种不同的疗愈模式——一种政治化的、去殖民化的、帮助我们向前走向一个崭新未来的道路。这个道路包括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所有人的自由的。我们希望苦难和创伤的经历，让我们可以连结其他人的苦难，而不是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以色列官方给了我们关于安全的虚假迷思，告诉我们安全是通过炸弹、枪支、隔离墙和检查站实现的。我们知道绝不是这样。安全是通过与团结、友谊和联系实现的。通过与与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我们所做的也是自我疗愈，我们选择利用我们的历史创伤来打破创伤性暴力的循环，而不是让其继续参与到这一循环之中。”
【网评】“用自身过去创伤合理化为对另一个族群的暴行是个非常常见的现象，这种宣传技巧往往对他国没有效果。但如今以色列躲在“反犹主义”之下对巴勒斯坦人民暴行被德国长期视而不见，实际上就是德国人在用巴勒斯坦人民的安全和自由为自己过去的历史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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