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共長技以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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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畜黨總是這麼對付民眾,僞軍對大規模民眾起義進行屠殺,武警部隊對付中等規模起義,警察城管專門鎮壓小團體,幾個共畜一起暴揍一個男性平民,雄性共畜暴打女性平民,雌性共畜就揍民眾的孩子,連共畜小雜種也欺負民眾更為年幼的孩子,那麼民眾為什麼不學習田忌賽馬戰術呢,女性平民去殺共畜小雜種,避免自己孩子被欺壓,男性平民去宰殺雌性共畜,小團體去對付落單共畜,大團體碾壓共畜城管和僞警。不用擔心僞軍反撲,做完前幾種報復性行動,僞軍根本集結不起來。


















Репост из: 師共長技以制共
共匪國保培訓教材 .pdf
7.2Мб
黃俄國寶培訓教材,希望廣大反共志士加以研讀,反制黃俄






从钱钟书到胡石根
罗罡 (2016-08-06)


脑袋正常心态也正常的都没有选择留在大陆。钱钟书还不是想当国师。台静农比钱钟书聪明一百倍。有才华不一定有脑袋。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就不能看书做学问了?非要留在大陆扫地睡课桌?钱钟书被迫当清洁工欲谄媚江女皇而无门的时候,台静农饮酒刻章写毛笔字恭录蒋总统言论,好不惬意。才华也许是天生,但眼光可以后天锻炼。台静农的老师骂了一辈子国民党,最后台静农算是看明白了,国民党才最保险。钱钟书说白了还是大少爷脾气,隔行如隔山,跌倒在他不熟悉的政治领域中。杨绛后来就聪明了,万事拿领导做盾牌,各种写信告刁状。论及聪明,排名依次是康生、冯友兰、郭沫若,钱学森是科学界的康生。极权环境中活不好,本身就是脑袋的问题,知道自己不行,还对新王朝心存幻想,以为坏的走了,哪想来了个更坏的,知识分子们大呼上当。

台湾有什么不好,跪一人总比跪天下人舒服。牛棚和夹边沟就是对这帮知识分子投资失败的惩罚,因果不虚,报应不爽。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还是想不劳而获,想投机,想完操工农,却忘记撒尿自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理念丝毫不了解,对自身的阶级定位也稀里糊涂,信息不对称,还想投机分羹,后果可想。中国的历史上从未有和平转型能成功的、从未有颜色革命能胜利的。胡石根脑袋被驴踢了,还搞什么“和平转型”,在支那搞非暴力,主耶稣都不原谅你。我建议胡石根下次出狱后重新组党,起个好听的名字,就叫中国不自由不民主党。自由必败,民主必输,你若不服,离开支那。胡石根属于民主小清新受虐派,土鳖民运,以为出国比坐牢还痛苦。还有一派号称“铁窗民运”,他们的虚无目标就是牢底坐穿、监狱塞爆。这些“铁窗民运”确实搞笑,红军还知道打不过就跑,监狱塞爆有屁用,如果不能改朝换代,他们个人坐牢的资历都无处变现。海外民运是不给力,但铁窗民运是智商有问题。

胡石根上次出狱后完完全全可以走,共产党从未禁止他出境,只要想走,偷渡去香港越南柬埔寨都是可以走的,主要还是自己不想走。最搞笑的是他那套利用敏感事件给政府施压玩“和平转型”的奇怪理论,暴力流氓出身的会怕和平流氓?一看就不能成功嘛。再次建议他下次出狱后组个“中国不自由不民主党”,或有分羹可能,纵使革命不成,也落个大彻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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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古说:不是哪个人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就想不劳而获!古代哲人早就说过,知识分子的原罪就是有知识、无权力。权力的诱惑就是特权的诱惑,对知识分子比其它人都大得多!


武装革命先行者彭明先生在匪共狱中遭谋害身亡——检讨教训肯定革命实践再接再励杀共匪


中共匪国传出消息﹐在民运圈大声疾呼武装革命推翻中共匪窃国极权的先行者彭明先生﹐2004年5月22日在缅甸遭中共匪越界绑架﹑被共匪以“组织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关押湖北省咸宁市监狱12年后﹐已经被谋害身亡。彭明的哥哥说﹐感恩节(11月25日)那天﹐他还去探监﹐彭明的健康和精神都非常好,而且还给在美国的孩子们写了鼓励信﹐但随后就得悉了彭明死亡的噩耗。彭兄指出﹐就在家人悲伤哀痛之际﹐共匪自己发出的彭明死亡通知书又遭国安特务追回扣押﹐匪特做贼心虚的表现﹐证实了彭明是在狱中被谋害致死的。

彭明原本是中共匪国航空航天部航空通用电气集团总经理、北京城建集团董事长﹔他1998年6月组建以独立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中国发展联合会”。他并着有《第四座丰碑:非赶超战略——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一书。 1998年10月中国宣布中发联为非法组织,并将彭明逮捕,判劳教一年半。彭明获释后于2000年10月经东南亚逃往美国,并于2003年初在美国筹建“中国联邦临时政府”,自任“临时总统”,倡导武装革命﹐宣示不惜一切手段推翻中共政权。

为纪念彭明先生不幸牺牲﹐中华评述重发2004年7月和2013年12月两次发布的检讨“民运”革命失败文章﹐供读者参考﹕

《检讨彭明失事教训、肯定彭明革命实践、认清精英民运的虚伪》
作者﹕纪晓峰(2004年7月10日发表于中华评述0405期)


近日﹐海内外一片营救王炳章﹑彭明之声﹐更不乏声援张林在共匪法庭的大义凛然。对此﹐迷信血腥杀戮镇压的中共匪显然不会买帐﹐甚至更可能加重对三位主张推翻共匪极权统治义士的迫害。中华评述主编纪晓峰认为﹐口头上的营救是毫无意义的﹐除非西方国家或抗共志士活逮某个共匪头﹐实行走马换将﹐否则很难让三位义士走出共匪牢笼。

除此﹐纪晓峰还认为﹐在营救三位义士的同时﹐应当彻底检讨他们被共匪诱捕的个人和外界因素(王炳章﹑彭明丧失警惕被共匪设计越境诱捕﹑张林在民运特务欢送下稀里糊涂返回共匪国)﹐这样才更有利于新一代抗共﹑灭共志士的成长。以下是2004年7月发表在中华评述0405期上评价彭明革命及其失败原因的文章﹕“检讨彭明失事教训、肯定彭明革命实践、认清精英民运的虚伪”﹐仅供前仆后继者参考。

* 诱捕、绑架同一剧本

6月17日,中共《云南日报》披露,近一年多来在旧金山以中国联邦临时政府临时总统自居的彭明,5月22日被缅甸军政府以「涉嫌持有巨额假人民币」罪拘捕,并于5月28日连同其女友钟萍一道“遣返”给了中共警方;随后,彭明被以「涉嫌持有和使用假币罪」刑事拘留,锺萍则别开生面地被监视居住。

据接近彭明的人士称,彭于5月18日进入泰国,22日由泰国的朋友驱车送至泰缅边境,随行的有从大陆广州专程飞到泰国的神秘女友钟萍。在缅甸一侧开车迎接他俩的是缅甸军方的一位夫人——石太太及其儿子。事态的发展显示,彭明是自己钻进中共特务早就设计好的圈套被诱捕、绑架回中共国的。

彭明4年前从泰国越境逃离中共国,2003年在美筹建「中国联邦政府」、自任「临时总统」,宣称要「不惜一切手段」推翻中共政权,这是中共极权统治者最害怕的,也是共特处心积虑在海外追捕他的首要原因。有消息指出,彭明此次到缅甸,是想在中缅边境与一些“极端异见”人士接触,共同策划对中共政权实施颠覆,但遗憾的是,彭明的自负与狂妄,却令其对身边共特的监控与诱导一无警惕,最后导致自投罗网。

比较彭明和王炳章被诱捕、绑架的全过程,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中共特务使用的竟然是同一个剧本:首先,利用两人返回中共国组织抗共组织、抗共武装的企图心,制造国内有人愿意配合的假象,并冠冕堂皇地提供前往东南亚诸国边境城市的经费----王炳章离美之前,帐面上有阎庆新划入的上万美金,彭明众叛亲离仍坚持“不择手段”对付老共之时,阎庆新更以打输官司的方式,“送”给了彭明几十万美金;其次,两人都有红颜知己相伴前往中共国边境,送上门去被绑架,且相伴女人一落到中共手中,全都是没事人似地被监视居住,实为隔离保护----陪同王炳章的是阎庆新的亲妹妹张琦,她被监视居住后竟然能轻而易举地返回美国,现在又挂着王炳章未婚妻的幌子忙着在找新老公,而彭明的亲密女友钟萍,则是旧金山的一位与老共关系暧昧的郭成从广州紧急召唤出来的,监视居住后也已消声匿迹。

* 彭明何许人也

现年47岁的彭明,曾在北京自组《企业之友》杂志、航空通用电器集团、北京建城集团、中国发展新战略研究所等机构,自任社长、董事长、总经理、研究所长等职。1998年6月,彭明又在北京发起「推进中国绿色发展进程和民主宪政建设」的政治组织「中国发展联合会」,在香港注册,号称拥有4000名异见知识分子会员,彭明自任「第一书记」,并透过渠道向美国寻求援助。彭明应属中共文革后产生的政治嗅觉敏感、善於利用政治投机谋利的一代,所以他所创办的机构和企业都挂靠到中共响当当的权力部门,如最初的航空通用电器集团挂靠中共国航空航天部,后来的「中发联」挂靠共产公安部的中国国际文化传播公司。然而,这些公司、机构并没有给彭明带来他所期望的顶尖的名望和瞬间的暴富,于是他转而将目标瞄准了国外支持中共国民主的力量,从最初的拥共、靠共转而表达异见、悄悄反共、联络海外。

人们当记得,98年前后正是民主党幻想在中共国“合法”注册的时期。不甘屈居民主党部属的彭明巧妙地与当时已小有名望、主张“和平理性”的政治异见人士徐文立进行联合,通过徐向海外报导他「中发联」的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他吸引海外注意的比较温和的“政治纲领”;并声称,准备在全共产国发展上千万会员,要让「中发联」成为继中共之后的第二大政治势力。那些从共产党内部分化出来、在海外因内斗而无所作为的“精英”民运们,见彭明一顿胡吹、海吹,真以为这回可在中共国内找到了“英雄”。于是,在“和平理性”们的推动下,彭明的名字频频在海外媒体上暴光,彭明的「中发联」也因此在不了解中共国政情的美国朋友中骗得了第一桶金。可这么一来,老共不干了,尤其是允许彭明挂靠的公安部突然发现彭明玩“邪”的特别恼火。对彭明为人、个性了如指掌的特务头子们一商量,干脆乘彭明嫖妓被抓现行的机会宣布「中发联」是非法组织,而彭明本人也因其丑闻暴光被中共判了一年半劳教。

获释后,被中共搞臭了的彭明在共产国内已无立足之地。2000年春夏之交,彭明越境逃往泰国,同年10月以政治避难身份进入美国。这个时期的彭明,早就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发现:海外的“和平理性”民运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只有以激烈的推翻中共的口号为号召才能吸引海外华人和关心中共国变革的外国朋友的注意。於是,从彭到达泰国伊始,他所设计的「民主工程」、「第四道路」推翻中共极权、发行「联邦债券」、制造假币破坏中共经济、煽动共产国民挤兑拖垮中共、组织反共武装、暗杀中共贪官、策划内地民众起义、成立「中国联邦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等抗共理论和行动,令沉闷多时的海外“精英”民运耳目为之一新,也因此成了一些人可以接受的推翻中共的行之有效的革命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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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历朝历代的革命,都是从文人非暴力的理性改良经由流氓痞子革命才走上正途的。清末辛亥革命前康梁不反清的改良变法和义和团暴乱是如此;明末东林复社党人的保皇反太监改良和李闯兴兵杀进北京也是如此。因此,在今天共产红朝末年,当相当多的民众对中共血腥政权还没有彻底认识之前,出现彭明这样的以投机谋私利为目的的流氓痞子革命,应该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至少,彭明公开并且正式打出推翻共产政权的旗帜,以及他超越“精英”民运展开的无畏无惧的积极抗共活动,对共产政权的存亡显然具有致命的杀伤力。

中共故意经香港放出神秘的中功资金、不惜血本圈捕追随彭明的海外激进人物,并在彭的联邦政府分崩离析、众叛亲离之际,跨国调动共特诱捕、绑架彭明本人,就是彭明威胁共产暴政“稳定”与生存的最明白无误的证据。而且,彭明推进的所有反共活动,包括他身体力行印制假钞、派人进入中共国鼓动武装革命、号召民众行动起来暗杀中共高官、以及他义无反顾地成立联邦政府和自认总统,都突破了“和平理性”“精英”民运历来不敢涉足的禁区。无疑,彭明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暴力革命正了名,并且向中共国人和海外华人证明了,只要是对付共产刽子手、只要是推翻极权体制建立民主政治,使用任何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的极端手段都是合法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因此,对于彭明的活动,应该看效果而不是责难他的图利动机。彭明虽然因其个性的狂妄与人格的底下迅速走向失败,但其展开的目标明确的推翻中共暴政的行动,不但用实践彻底揭露了“和平理性”“精英”民运想争民主又不敢清算共产党徒、甚至幻想红色朝廷平反招安的虚伪,而且也为抗共民主斗士今后展开更为有效的富有谋略的革命提供了经验、清除了以暴易暴道路上的各种阻力。相信,在彭明之后,中共国人推翻共产暴政的民主革命将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并最后取得成功。


作者﹕紀晓峰﹐2004年6月25日写于洛杉矶﹐2004年7月10日发表于中华评述0405期。(刪減原文部分內容)


革命:等待契机
(2016-03-23)
林贤治


不满是久积的柴薪,当它未及自燃的程度,便需要火种的点燃。这引火物,或引火的瞬刻,我们称为革命的契机。

每一个为旧制度所阻拒,未能进入“体制内”的社会阶级或集团都会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若要期待这种革命倾向明朗化,并达至高潮,就必须经历引发的阶段。引发就是寻找契机。契机不是人为制造的,而是情势使然,是偶然性的发现。寻找契机看似“守株待兔”,所“待”实际上并非是消极的,“守”包含了一种积极的准备、警觉和搜索。

这里存在一个“政治机会结构”问题。

被誉为意大利政治科学之父的加塔诺·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中说到偶然性的作用:一只嚎叫的狗、去喝酒的时间早或晚一个小时、当时就读或留下第二天才读同一封信,都决定了一次奇袭的结果。他举了两个例子,就是古希腊伊巴密浓达和派洛皮德将军对底比斯的控制,以及阿卡亚联盟统帅亚拉图对他的出生地西息昂的控制。

在革命史上,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鲜见。

《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也倾向于相信革命的偶然性。他在回忆录中这样说到法国大革命:“我曾想过,如果没有王后,也许就没有革命的爆发,也就不会出现武力冲突。国王将会与他的头脑清楚的谋臣们一起共进退。”至于美国革命,他说:“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发生的原因和造成的结果都是不可预测的,在茶叶上征收的两便士的茶叶税,竟然因此改变了所有人民的生活。”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俄历)发生的契机,是由于运输设备不足,致使商店的面包一时脱销的缘故。2月23日,彼得格勒居民为此上街,接着引发大规模罢工。沙皇怀疑杜马参与组织,26日下令解散,杜马不但抗命,而且在乱局中要求沙皇退位。3月2日,随着沙皇退位,临时政府随即成立。至此,历经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统治宣告结束。

在历史家看来,这应当是史上最为自发的、无领导的、乌合之众的革命。当时,不但政府惊慌失措,杜马以及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连最激进的政党和冒险分子也大感意外。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说,革命的消息犹如冲天霹雳;姆斯季斯拉夫斯基说是“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党人还像福音书中熟睡的无知少女一样。”革命前夕,左倾党派和团体的代表不只一次开会,讨论形势变化。说到革命,即使在这时,有人还认为要等上三十年,有人则认为要等五十年,理由是面包风潮并未触及群众的实际利益。一个月前,身居苏黎世的列宁对瑞士青年发表演说时,说“我们这些老头大概是活不到发生革命的那一天了”;二月革命对他来说,当然是“料想不到的奇迹”。沙皇尼古拉二世更是觉察不到革命临近的危险,在接到杜马主席关于首都开始发生革命的电报后,还不耐烦地说:“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了,我根本无需回答他。”

十月革命也如此。

本来,二月革命已经发生,正如其后访问苏俄的英国作家赫伯特·威尔斯形容说的:“这是一个毁灭的时刻,社会腐烂的时刻。社会在瓦解。”临时政府代替了沙皇政府,但是持续参与欧战,延缓改革,根本无力改变一个沉滞而混乱的局面。布尔什维克要重新发起革命,根本无从措手,意想不到的是,被动员上前线作战的军队大败而归。形势完全与1905年革命时相似。契机出现了。十月革命简直不费气力就获取了政权。

事后,列宁对托洛茨基说:“从被迫过地下生活到忽然掌握政权,它简直令人眩晕!”

中国辛亥革命同样纯属偶然。

武昌起义,当天的情况,领袖孙中山黄兴们一无所知。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餐馆里打工,一个朋友得知国内革命的消息,赶紧跑来告诉他,进门便高喊道:“逸仙呵,不要洗盘子了,回国当总统吧!”

英国史学家泰勒在《革命与反革命》一书中说到以其成熟性偶然性而轻易取得成功的革命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849年德勒斯登(德国)革命、1875年波隆那(意大利)革命。这系列革命,包括后来的许多革命,都是因为某个契机,一个“关键时点”(critical juncture)的偶然出现而发生的。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统治,情况有所不同;经历了几近三十年的武装斗争,革命明显带有内战性质。所谓契机并不明显,除非把日本侵华算进这里面。

阿伦特指出,由法国大革命诞生的全新的角色“职业革命家”,他们的伟大和辉煌,并非因为酝酿革命、发动革命、缔造革命,而在于革命爆发后上台而已。他们实际上只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化的观察者,却很少或者说没有资格去促进和引导这种分化;几乎没有一场革命的爆发,要归功于他们的活动。情况通常是相反的:是革命爆发,从牢房、咖啡馆或图书馆中解放了他们。阿伦特说,大多数革命的爆发都令革命家集团和党派大吃一惊,他们惊诧的程度不亚于其他人。她援引托克维尔观察法国1848年革命得出来的结论,说君主制是在胜利者的打击之前而不是打击之下垮台的,‘胜利者于胜利之诧,不稍逊于失败者于失败之惊’。他特别强调说,这种情况一次又一次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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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考切波认识到,革命冲突所造成的结果既然不能充分预测,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众所期望的,因为事实上不可能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采用任何单个政党、阶级或组织活动的视角来破译革命都是不恰当的,不管它们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她引霍布斯鲍姆的话说:“演员在戏剧中具有明显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戏剧家、制作人和舞台设计师。”霍布斯鲍姆认为,对于那些过分强调意志和主观因素的革命理论,应当谨慎看待。

蒂利将革命形势的出现,描述为各种被动员起来的群体联合行动,有预谋地挑战现存政府统治权的结果。斯考切波认为蒂利的这种观点带有过于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主张用“接合”(conjuncture)——指由各种因素决定、而且并非有意识地相互合作(或有意识地革命)的过程和群体活动结合在一起——的观念解释社会革命的由来。在她看来,历史上没有一场成功的社会革命曾经以大众动员和公开的革命运动的方式“制造”出来。

斯考切波还引用了杰里米·布莱切的话:“事实上,革命运动很少始于一种革命性的意图;革命意图完全是在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温德尔·菲力浦斯也曾指出:“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自发发生的。”

托克维尔坚定地认为革命出于历史的必然。一部《旧制度与大革命》,说的就是这种历史逻辑的必然性。他说:“同任何其他事件相比,革命最少偶然性。革命虽然使人们感到措手不及,但它毕竟是对长期努力的一种补充,是十代人所致力的事业的突然而剧烈的结束。”

他注重的是累积的过程。

哈利迪以一种统合的,或者可以说是折衷的说法论及相关的革命观点。他这样说:“社会行动问题以及意图与结果的关系绝非革命所特有,该问题贯穿整个现代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然而,就革命而言,有关该问题的争论与众不同、十分尖锐,涉及革命者及另外一些人。前者夸大国内外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潜力,后者则强调结构性的先决条件,并争辩说,革命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偶然发生的。然而,这两种见解都是不充分的。”

在他的归纳中,偶然性只是必然性的一种体现。但无论偶然性或必然性,所指都属客观性质,而与主观因素无关。



——摘自《革命寻思录》


民主工程所要挑战的对象是中共政权,这是一场极不对称的、以小搏大的政治较量。要想赢得这场战役,除了我在《民主工程的主体依靠力量》一文中所讲的,简单系统打败复杂系统所需要的条件等因素外,而获得一些有实力的反中共的政治实体的实质性支持,也是极为重要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就必须与他们作一笔政治交易。我们所能开出的交换条件就是,承诺一旦我们成功,将部份、甚至绝大部份满足他们的政治诉求。这是很正常的事。真实的政治就是如此,不
必大惊小怪,更不必感情用事。根据民主工程的总体设计,为了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未来中国的国体结构为联邦制,国号即为中国联邦。无论从战略的高度还是从战术的角度,无论从长远的利益还是从眼前的算计,我们都毫无选择地必须打联邦牌或联邦旗帜。
旗帜是针对精英的。旗帜是理念的浓缩。旗帜的语言要求新颖、准确、精练。它应载明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独特的政治诉求,概念清晰,指向明确,同时又包含丰富的内涵,具备足够的空间。换言之,旗帜的语言是这样一句话:它让人看一眼就难以忘怀,就能明白其真谛所在,就能使志同道合者产生共识和认同感。
口号则是针对公众的。口号是行动的号角。口号的语言要求通俗、上口、易记。它应提出能够满足多数公众强烈需求的政治承诺和主张,唤起人们对未来新社会和新政权的憧憬和希望,读来令人无比振奋,使人产生强烈的弃旧图新和跃跃欲试之感,达到凝聚人心并催生行动之功效。
五 通过武装斗争并且付出巨大流血牺牲为代价,推翻一个旧的独裁政权后而建立起来一个新的独裁政权,这个新的独裁政权不大可能在短时期内(数十年的时间尺度内),通过和平的方式转变为民主政体。
武装斗争是夺取政权的有效手段。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确是至理名言。国民党和共产党走上武装夺权的红色道路,并非两党创始人的初衷。
暴力手段不可取,但暴力手段却有效;民运道路走不通,但民运领袖却有用;和平道路亦不通,但和平诉求最可取。既然已经走过的红、蓝、绿三条道路都不行,那就只能另辟蹊径,另择它色。掺和红、蓝、绿三色而成的灰色道路,也许是可考虑的新的选择。 形象地讲,灰色道路就是:“ 既动嘴、又动脚、也动手 ”。


民 主 工 程

滅共先烈 彭明

(中国革命复兴党理论与政策研究小组 编者注:本辑要为了更集中和更准确地表达彭明《民主工程》一文的主要思想,我们在文章的篇幅结构上做了调整,文字方面也有少许删除和改动,目的是为了以最小的篇幅力图体现出《民主工程》一文的原意。彭明现在仍然在狱中,本辑要的发表,未经他本人的审核和同意,如有不妥之处,尚希见谅。 )

一. 概括地讲,强权政治的领袖集团, 是军人挂帅、强人当道的集团。他们无疑都是当时社会的“政治能量份子”或“边缘人”。他们往往经险丰富、意志坚定、刚愎自用、处事果决、反危机或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较强,加上敏感多疑,在镇压敌对者时能做到心不跳、眼不眨、手不软。但在有效治理国家方面,却缺乏相应的能力,也不愿启用比他们能力强的集团以外的人士。他们的教育背境和文化背境, 他们所经历的残酷的斗争历程, 他们所处的险恶人际环境,均决定了民主理念在他们的意识中很难占据重要地位。让他们认同民主价值并遵守民主规则, 等于让野狼遵守羊群的规则。他们在与其它政治势力或派别打交道及他们之间相互打交道时,只认实力,不认道理,也不认法律。
二. 传统民运可分为三个类别,即理论研究、人权活动、政治斗争。现在,绝大多数民运人士从事的是理论研究和人权活动,而非政治斗争。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政治斗争,都是有政权诉求并且付诸行动的。无论国内、国外,当前最缺乏的正是政治斗争以及从事政治斗争的专门人才。
一些自由派学者或自由知识份子,因为学术观点和信仰与当局相佐,或曾遭受当局的打压、封杀而被逼走上民运道路,成为民运领袖群体中仅次于民运斗士的重要组成部份。与民运斗士相比,他们的理论功底厚实,但往往意志薄弱,经受不住残酷的打击和挫折,容易发生动摇,也缺乏面对严峻的政治现实从事实际民主政治运作的手腕,以及实际的斗争领导经验。
民运人士在长期的抗争中,不断产生分化:有的因慑服镇压而改弦更张,有的因金钱诱惑而弃政从商,有的因看破红尘而厌世弃俗,有的因“韬光养晦”而远走他乡,有的因前景悲观而灰心丧气。最后坚持下来的人,几乎都有被长期监禁和打压的痛苦经历、身心受到过严厉摧残和考验、但却仍不改初衷、意志异常顽强的人。
传统意义上的民运人士,其组成主体多为自由知识份子、人权活动份子、民权斗士等,较少职业政治家、职业军官、资深情报专家等。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可以说是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带兵。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都具有浓厚的自由主义情怀,热衷于理念层面的争论和坐而论道,不擅长战略、制度、技术等层面的探求和实践;热衷于公开作秀,不喜欢也不擅长组织建设的行政管理和地下斗争,难耐寂寞;喜欢平起平坐、独往独来,难以忍受组织体系的纪律约束,难以接受服从观念。一句话,管理这些人的成本极高,实不上算。
民运领袖们认为,暴力手段不仅违背民主的初衷,而且在现代社会根本就不具备运用的条件;如果强行采用,必然遭致更惨重的失败,监禁或杀头。何况,在民运领袖群体和主要依靠力量中,完全缺乏运用暴力手段进行实际操作的风险型人才。因此,他们拒绝采用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持续的武装斗争的形式。但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被迫采取抛砖头、烧汽车等有限的、自发的、短暂的街头暴力或准暴力手段。
由以上不难得出结论:民运人士作为一个整体,不是民主工程的主体依靠力量,他们基本上是不可利用、不可合作的。当前民运道路除了改弦更张,实无它途可走。所谓改弦更张,笔者建议:利用领袖优势、调整诉求内容、变更运作手段。
民运作为旗帜,已扛了20多年,勿需讳言,迄今这面旗帜已经臭了,烂了,且难以修复或修复成本过高了。这面旗帜已无任何感召力,有的只是耻辱。靠这面旗帜几乎不再可能获得有关利益集团和阶层的实质性的支持。如果有人在感情上难以割舍,情有独钟,或还能从中获得一些小利,愿意继续扛这面旗帜,扛下去也无妨。但如果要实施民主工程,实行改朝换代,则必须抛弃这面旗帜,另打新旗帜。但不排除,(1)与少数同理念、明事理、懂规则、干实事的民运朋友个人加盟合作;(2)与部份民运组织和人士进行短期的项目性的合作;(3)与多数民运组织和人士建立长期的但却是松散的反共联盟关系。
三. 民主工程作为一个改朝换代的的巨型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以百万、甚至以千万人的参与或卷入,但其中起决定性的中坚作用的主体依靠力量,却是一个不太大的群体。这批人的组成成份及来源,是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的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判断及取舍是否正确,从技术和策略层面上讲,关乎民主工程的成败。
青年学生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缺乏坚定的意志,极容易被当局镇压或收服。尤其是“6.4”之后,当局吸取教训,加强对大学生的控制和腐蚀(引导学生逐利并远离民主政治理念),加上流动性强 ——几年后便毕业,他们越来越难以成为可依靠的重要力量或对象。
产业工人由于当局的严厉镇压,也不敢参加有政治诉求的公开活动。就是参加一些纯经济诉求型的活动,也是小心翼翼,而且只要当局稍加镇压或在经济上稍稍满足一点要求(如补发一个月工资或每人先发180元钱),便立即散伙瓦解,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形不成有组织的政治集团。
自由知识分子本来人数就少,居住又分散,而且缺乏类似学校、工厂、企业那种有形组织体系的联系和约束,加上生性无拘无束、缺乏纪律、不善合作,且胆小多变,也不大可能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们成为政治个体户倒很有可能。
因此,民运工程主要依靠的力量,由三种人组成:一是极欲出人头地的野心家;二是伺机报仇雪恨的含冤者;三是几近穷途未路的亡命徒。
应该吸纳的人包括:杀人越货的强盗、恶盈满贯的地痞、满盘皆输的赌徒、好吃懒做的光棍、不学无术的混混、欠租不交的无赖、身无分文的乞丐、目不识丁的文盲、反抗婚姻的男女、不孝父母的逆子等一系列社会底层人,他们是革命集团的主要来源和基层政权的中坚力量。另外,被主流社会所抛弃的、愤世嫉俗的、不得志的、甚至生活无着的各类文人或知识份子,往往也会成为重点吸纳的对象。
勿庸置疑,上述这几类人对现实社会几乎都怀有较强烈的仇恨心态,他们的征服欲、反抗意志、报复心理均极强。他们往往偏激好斗、无所顾忌,很容易被煽动起革命的激情并铤而走险。尤其是地痞无赖,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更是如此。以他们为基础和主体所组成的战斗集体,在与其他社会层次较高人士所组成的政治团体的较量中,总是胜券在握。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兵书上早有定论:“两强相遇勇者胜”,俗语亦云:“赤脚的不怕穿鞋的”。细究,民主工程夺权成功的一个极重要秘诀就是:边缘人与底层人的有机结合。
纵观中国历代政权更迭史和强人发迹史,他们发展力量或曰拉队伍的手法不外乎是:(1)游说志同道合者加盟,(2)吸引走投无路者投靠,(3)蒙哄不明真相者入伙,(4)胁迫身不由己者跟从。
史料证明,所有成功者都是上述四种手法同时采用,并且以后面两种手法为主,这是成功者之所以能够成功的秘诀或真谛之一所在。不明白这一点,就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而只能算是一介书生或一个天真的政治爱好者。而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在国内拉队伍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具体做法不用在此讨论了。
夺权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支持,尤其是大国的支持。可以负责任地说,若没有日本和西方的支持,国民党不可能推翻满清并逐步巩固民国政权;若没有苏联的支持,共产党不可能推翻民国建立大陆共产政权。大国的支持是高强度的、全方位的,包括外交承认、人才培训、财政援助、军火供应、情报提供、顾问指导、关键时刻的直接出兵,等等。
四. 为了保证革命团体的效率和稳定,利益刺激和违规惩戒是必须有的。也就是说,你如果忠心耿耿、勤奋工作、成绩卓著、甚至做出了某种牺牲,你一定会得到多方面的巨大的长期稳定的回报,你会感到投身民主工程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投资;你如果背叛、懈怠、犯规,你也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戒。让商业规则和政治规则同时起作用。
民主工程所要做的,是以新兴的弱小的民主力量去力图摧毁并取代陈旧的、庞大的中共政权。这是一场典型的以小搏大的战役。用系统论的术语描述,中共政权是一个复杂系统,民主工程当前所建立的政治实体无疑是一个简单系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陈平教授认为,简单系统是有可能打败复杂系统的,关键在于简单系统必须比复杂系统更有效率,因而更具有战斗力。显然,简单系统要更有效率更有战斗力,必须决策更果断、执行更快速、监督更有效、反馈更灵敏。一句话,动员成本和管理成本必须更低。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比中共更集权,更不择手段。等推翻了中共,再实行分权制衡。显然,这一观点是很难被民运人士所接受的。所以,仅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民运的失败也是注定无疑的。
理论研究和历史事实均证明,在力量对比悬殊不太大的两个阵营武装对垒中,谁的权独裁程度高,谁就处于体制上的优势地位,谁就更有可能获胜。因为单从效率角度讲,集权独裁的程度与效率,成正比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和经验教训。即当一个新起的、较弱的势力向现存的、较强的势力挑战时,你必须先遵从他早已制定并正在遵循的规则(即使你认为这个规则不好),并按这个规则的标准比他做得更彻底、更有过之无不及。换句话说,如果他独裁,你比他更独裁;如果他狠毒,你比他更狠毒。反之,如果他民主,你比他更民主;他仁慈,你比他更仁慈(如民主国家各政党之间竞选的做法),这才有可能战胜他。等你战胜了他,再去改变规则或确立新规则不迟。反之,若他独裁,而你民主,则必然失败。
(一切反共勢力摒棄內鬥,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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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主工程的旗帜与口号


【識得中共本質才能正常思想】
作者:波卻滄溟
來源:民主中國
“將中共國當作是一個正常的國家而非它的本質所是——世界最大的最邪惡的恐怖組織,是人類于這空前發達了的資訊時代里共同維持著的最不可思義的荒謬現狀,是全人類心知肚明的共同的不名譽記錄,更是今日世界上對中國問題一切昏亂認識的根本肇因。事實顯然是,今天世界上的許多人不敢承認,中共恐怖組織就是最兇殘、冷酷及于人類文明造成危害后果千萬倍于ISIS的lSlS組織。它的得以存在六十多年,這是屬于全人類的、世界史上最不可思義的毀譽現象”。這是我新近文字里的一段話。這既是認清中國問題的前提,也是個體保有正常人思想能力的現實條件。

好像是約翰·穆勒的話,說專制使人變得刻薄。今天,已更加變異了的邪惡專制獲得了能使人大面積喪失思想的能量。

2008年黑幫“兩會”鬧劇在京開演,照例我被強制帶離旅囚。在“革命圣地”延安一塊不大的“彪炳我黨歷史偉績”銅牌上的文字讓人仰天慨嘆:“此地上下五處宅院原系國民黨的一位中將用六百個大洋購得,后被我黨沒收。”這段簡明文字是共產黨格外清晰的自畫像——以搶劫為歷史業績為永襲的榮耀(這段文字也意外地勾畫出了國民黨制下所有權依循法律流轉的文明現實)。蘊藉于這段文字中的意義,既是底定這國此后財產所有權的悲慘命運憲章。它在過去六十多年里,作為這世間最龐大民族從不被懷疑的光榮正確的精神圭臬,從哲學的角度也便成了底定這民族本身悲劇命運的憲章。

對于這銅牌上文字及其戳立鬧市幾十年不被如蟻觀者質疑現象,我在囚禁期間兩次表達過我的感慨(其中一次是文字):“這個世界上連石頭都在改變,唯獨共產黨以搶劫為榮的邪惡本質不變。”其中秘密囚禁中的那次慨嘆遭致匪徒們激烈的辱罵,其中一段辱罵本身便稱得上于上述兩種命運結局因果關系的最玄妙解釋,他們罵道,這幾十年里,在那塊牌子下面站過的中國人數以千萬計,包括頂級的國家級的法律專家在內的各類專家學者也絕不在百萬以下,“你他媽就是個傻逼,人家那么多的大專家學者都沒看出來,就你能(罵詞記得不一定準確了)”。

所有權制度本身便是人類文明最醒目的成果之一。而財產所有權的合法取得則是人類這一文明成果中最具普遍意義的共識。“我黨沒收”就是以抱團暴力或以抱團暴力為后盾的野蠻搶劫。這樣極其簡單的道理,經幾十年的血腥恐怖暴虐,漸漸地使許多人變得不明白開來,而至于“頂級的國家級專家學者”也不明白起來,終于到后來的全民族糊涂開來。野蠻搶劫竟有了光榮偉大的特別意義,這也便是當下為外部文明世界驚悚不已的血腥恐怖強拆在這國依舊大行肆虐的歷史及思想意義所在。

長期不含糊的恐怖暴虐政治,先是使人們普遍的不敢思想,終于至后來的普遍的放棄思想。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荒謬成績俯拾即是。諸如什么“祖國的生日”、“偉大祖國的華誕”、“解放以后”、“開國元勛”、“國際反華勢力”、“境內外敵對勢力”等,許多完全背離客觀事實的荒謬竟成了真理化的工具述語,所有的人腦在這樣簡單的荒謬面前盡作了所向披靡的失靈物。

一旦所有人腦盡失靈的局面終于形成,“流氓和殺人犯”們在這國便如踏無人之境。他們信口開河而神情昂揚——因為你無思想,我便永不會有錯。這樣荒唐事例多不勝舉!

面對外部批評他們獨裁專制時,匪首們總是腆臉挺肚說“世界是豐富多彩的,要強調多樣性”(江澤民語),可你在國內和這群流氓提示一下“多樣性”價值試試。他們在國際上常是人模人樣而慷慨激昂:“中國一貫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一喊就是幾十年,竟至連自己也信了自己對正義的在乎。于國內人民,這群無恥之徒赤裸祼的強權政治恐怖暴虐的猙獰面目幾十年不變。共產黨于和平年代造成無辜平民的死亡人數超過世界兩次大戰死亡總人數,對中華民族犯下的罪行及禍害后果至怎樣駭悚天地的境地;它對中國歷史恣意妄為的篡改至怎樣的無恥程度,可它總以壯懷激烈,要求日本人向中國人獻罪,批判日本篡改歷史的道義形象示人。他們何以能在過去六十多年來如此這般儼如文明人般混跡于人世,他們本身的無底線恐怖經營只是黑暗的一個方面,而全人類,尤以國內人民對人類最高貴特征之-的獨立思想的放棄,以及對邪惡的無底線遷就則是這禍害全人類文明的毒瘤得以瘋長著的另一個主要方面,我從未看到過針對上述一目了然的無恥及荒誕現實的有見地的批判。

人習于茍安的惰性由來已久。對制度化阻隔著的國內人民無底線的兇殘冷酷打壓下生成的不再思想局面似有可原之情。但無論如何這種局面是荒謬而不名譽的。可這種荒謬及不名譽局面卻在中國以外的人群中亦比比皆見,尤以對中國問題的認識上則更甚,構成了中國民族災難的外部生成條件及人類名譽災難性損傷的結構性原因。

新近有消息說歐盟經過十五年的評估得出了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結論。
https://telegram.me/FOCUSTELEGRAMGROUPLINK/276

這歐洲人是怎么了?怎么也沒有了思想能力?何至于評估而且還十五年?只需有著正常人的眼睛和耳朵便可一目了然的結論!

成熟的、具有普遍價值意義的產權保障制度,自由公平的交易制度以及獨立的司法制度是市場經濟的靈魂。還有誰看不清在今日中國,土地為有槍階級完全壟斷性占有,全國人民都是自己國土上的租居客。持續而普遍發生著的強制拆遷的血腥恐怖現實里,輒即動用如蟻眾的專業流氓——武裝軍人、警察、黨的干部、和業余黑幫流氓們、賞與成群的悍犬合力,長期以來,幾近以戰爭的狀態對付所有權人;以無底線的血腥暴力,甚至以殺戮的方式來完成權貴們所需要的“交易”。幾十年來,他們所進行的就是一場消滅所有權以至于不惜消滅所有權人的、滅絕公平交易的反市場經濟普遍法則的法西斯戰爭。而黨權掌控下的黑暗司法現實,更是成了實現搶劫利器本身。在這樣的國家,這樣的土地所有制現狀里,在這樣野蠻的“產權體制”及“司法體制”現實環境下能生成“市場經濟國”?這于對公雞能否下蛋的判斷何異!而大歐洲卻沉思默想了十五年。為什么?很簡單,不思想或竟是也不敢思想,沒有比這更合理的解釋了。

外國人總是通過他們迷信著的專家的文字了解中國。我敢肯定,當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位中國問題的專家,對中共本質認知的全面及準確程度會超過一位中國的文盲訪民。這也便是中國問題復雜性擴大著的-個主要原因。

今天,看看中國以外的諸多不可思義的現象,在恐懼及各種私念的作用下,許多人,許多團體,甚至于一些地區和國家,事實上顯已成了中共暴虐壓榨中國人民的幫兇及不名譽的分臟者。中國異議人士的書不能出,異議人士的入境被公開阻撓;一些主要大國元首,尚連在自己國家里見見達賴先生都得戰顫不止,竟得仰視中共臉色,而更多的國家元首則終至死了心的不再敢見,于這種荒唐局面正相反,中共恐怖組織理不直卻氣沖霄天,它就敢一意孤為地兇殘暴虐人權,暴虐人類普遍的文明共識,最明顯如,西方世界對中共于2013年以來拆毀十字架野蠻暴虐的不可思義的集體沉默。為了獲得些不光彩的眼下利益,幾至于與中共恐怖組織百般體貼而百般順服,相率乞憐而競相獻媚的丑態百現。心知肚明地作了中共恐怖組織的幫兇,加深了中國問題災難的同時,置自己以醒目的不義及不名譽境地,損害著屬于全體人類的長遠文明福祉。這是需一切于人類文明明天抱有美好信念的人們警覺起來的。

2016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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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М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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