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绩社会下的倦怠：内卷和焦虑现象的社会根源
于是，我们看到，看似完全相反的两个概念——内卷和躺平，实际上是当代社会中劳动的两个侧面，体现的是当代年轻人的劳动状态。
阿伦特指出：“假如人仅仅是同一个模子无休止重复和复制的结果，其本性或本质就像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和可预见的，则行动就是一场不必要的奢侈，一次对普遍行为规律的任意干预。复数性是人类行动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没有人和曾经活过、正活着或将要活的其他任何人相同。”
在当代社会，人们很难感受到这种多样化和复数性的活动所带来的惬意。在当代德国韩裔批判理论家韩炳哲那里，我们看到了当代社会的另一番景象：人的活动生命维度的行为消失了，生命的活动不仅没有成为人的条件的延伸，反而在劳动中逐渐变得机械化，萎缩成单调的重复性活动。韩炳哲看到，“现代社会是劳动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类被降格为劳动的动物，也因此丧失了产生上述（英雄主义）行动的一切可能性。行动能够引发新的、积极的变化过程。相反，现代人类却被动地陷入一种去个性化的生命过程之中。思想也被简化为大脑的计算功能。一切活动生命的形式，无论是生产抑或行动，都被降格到劳动的层面。”
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学不仅消除了人类行动的复数性和多样性，让人类回归到基础的再生产之中，甚至也消除了人类社会的层面，使人类退化到纯粹的生物性治理层面。
身处数字技术和算法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之中的韩炳哲十分深切地体会到，在数据监控和算法治理之下的生命不再需要创造性的行动，也不再需要从事维持社会再生产的工作，唯一需要的只是在维持基本劳动层面上的绩效和数字管理。
韩炳哲认为，“劳动社会将自身进化为功绩社会和积极社会。现代晚期，自我被强制成为劳动的动物，这种自我一直扩张到近乎分裂瓦解的程度。不存在任何被动属性。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他的个性，投身于人的种群化过程中，那么他至少还能够拥有动物一般的泰然自若”。当一切活动完全被转化为维持生物性生命的劳动，当人们在面对以功绩和算法为核心的生命政治学的治理时，作为活动生命的人类就完全变成了动物化的存在。
这种生命政治并不会将我们引向内在的沉思生命，而是会把我们带入另一个极端，让我们的生物性生命在功绩社会中作为重复性之物而加以运转。我们的生命变成了消极无聊的生命，我们的活动堕落为生命性劳动，我们因此而倦怠。这种倦怠已经不是暂时性的倦怠，而是一种存在论的倦怠。暂时性的倦怠可以在休息过后得到消除，但存在论的倦怠意味着活动生命的彻底沦落——人成为数字技术下透明的治理对象，只能以倦怠的劳动方式存在着。于是，“生命被简化成一种生物机能过程，生命变得赤裸，褪去了一切装饰和叙事”
统计数字和计算将拥有个体化的生活方式的人还原为生物性的生命，并将政治直接凌驾于生物性生命之上。但是，福柯的分析更多地停留在国家治理的层面。在韩炳哲那里，生命政治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被各个单位、社区的业绩考核所取代。他指出，当代社会的生命政治已经演变为一种特殊的现象——功绩社会。
如果说规训社会的症状是歇斯底里，那么功绩社会的症状就是倦怠。在功绩社会中，并没有规训社会中那种以视觉为中心的全景敞视般的监控。在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中，看守和医护人员时刻规定着人的行为的正常性；而在当代社会，看守的目光已经消逝在数字化的算法之中。算法不再规定人们身体的全部行为，不需要人们在身体活动中完全符合规训的规范，功绩社会只有一个目标，即以统计数字表现出来的各种绩效指标。
现代的统计学构建了不同层次的绩效指标体系，对于处于功绩社会的主体来说，如何在过程中行动是次要的，因为功绩社会不需要时时刻刻规定功绩主体如何完成任务。但是，他们受到了功绩社会目标的拘束。
德勒兹看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场所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工厂，而是变成了企业；劳动的主体也不再以工人为主，而是办公室的白领职员。德勒兹发现，工厂与企业的根本不同在于“工厂使个人形成一体，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资方易于监视整体的每一成分，工会便于整体的抵抗。但是企业则不断地将不可调和的竞争作为有益的竞赛引进来，竞争这一绝妙的激励手段使个人之间对立，使个人本身分裂”
这样，原先在工厂中还能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在企业管理之下，变成了竞争性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卷的关系。“而由于公司变成了绩效模式和竞争模式，这样公司变成了内卷的场所，在公司之中，只有那个最能够蔓延和流动的蛇，才能在竞争中获胜，而他的获胜势必是以淘汰其他的蛇为代价的。
在功绩社会之下，为了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获胜，功绩主体不断地学习和加班，不断地创造新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所以，韩炳哲指出：“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他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于是，在同他人的绩效竞争中产生的压力直接变成了对自我能力的焦虑。为了得到更好的绩效，取得更有利的位置，功绩社会下的主体不得不穷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断地消耗自己，而推动这种消耗的就是焦虑。
在绩效管理的刺激下，焦虑变成了社会成长的动力，最焦虑的恰恰不是那些被淘汰的人，而是那些暂时没有被淘汰的职员。他们时常担心自己会变成下一个被裁员的对象，他们的焦虑迫使他们形成了这样的信念：越是焦虑，就越要消耗自己。这种持续不断的消耗使功绩社会下的个体陷入内卷，使主体越发倦怠和疲惫。由此可见，当代社会内卷的实质就是：主体在身体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消耗自己，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绩效。而这并不能让主体获得安逸，因为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绩效成了主体新的焦虑来源。最终，在功绩社会的内卷和焦虑的循环往复中，主体变成了倦怠主体。
由于数字经济和外包经济的发展，人不再被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看成主体性的存在，而是被看作一个个由绩效指标衡量的赤裸生命。功绩社会下的企业需要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是具体的劳动功绩，具体的人不过是这种功绩的代理人（agent）。而由于雇佣关系的功绩化，企业对员工的治理也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算法。最后的结果是公司效率的提升，但这种提升并不以员工的人格健全为目的。由于加入了算法，每一个人都不是最必要的，一旦效率和功绩下降，势必会被新员工所取代。
史坦丁说：“这个社会把话说得很好听，逼人们在竞争、功绩主义、弹性中求生存，而这就是它的真实样貌。过去几百年中，人类社会都不是在持续不断的变动中建立的，而是在稳定的认同以及‘死板’的稳定环境中缓慢积累的。但某些人却把弹性当成某种福音，宣称只有死板不变的环境才会反对弹性……他们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让越来越多大众（其实除了仰赖大笔财产，与社会脱节的精英阶级之外，我们所有人都可能陷入这种状态） 陷入异化、失序、焦虑的状态中，并且容易愤怒。人们变得对政治漠不关心，就是危险的征兆。”
蓝江.功绩社会下的倦怠：内卷和焦虑现象的社会根源[J].理论月刊,2022(07):5-11.DOI:10.14180/j.cnki.1004-0544.2022.07.001.
于是，我们看到，看似完全相反的两个概念——内卷和躺平，实际上是当代社会中劳动的两个侧面，体现的是当代年轻人的劳动状态。
阿伦特指出：“假如人仅仅是同一个模子无休止重复和复制的结果，其本性或本质就像任何其他东西一样，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相同的和可预见的，则行动就是一场不必要的奢侈，一次对普遍行为规律的任意干预。复数性是人类行动的条件，是因为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即没有人和曾经活过、正活着或将要活的其他任何人相同。”
在当代社会，人们很难感受到这种多样化和复数性的活动所带来的惬意。在当代德国韩裔批判理论家韩炳哲那里，我们看到了当代社会的另一番景象：人的活动生命维度的行为消失了，生命的活动不仅没有成为人的条件的延伸，反而在劳动中逐渐变得机械化，萎缩成单调的重复性活动。韩炳哲看到，“现代社会是劳动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类被降格为劳动的动物，也因此丧失了产生上述（英雄主义）行动的一切可能性。行动能够引发新的、积极的变化过程。相反，现代人类却被动地陷入一种去个性化的生命过程之中。思想也被简化为大脑的计算功能。一切活动生命的形式，无论是生产抑或行动，都被降格到劳动的层面。”
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学不仅消除了人类行动的复数性和多样性，让人类回归到基础的再生产之中，甚至也消除了人类社会的层面，使人类退化到纯粹的生物性治理层面。
身处数字技术和算法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之中的韩炳哲十分深切地体会到，在数据监控和算法治理之下的生命不再需要创造性的行动，也不再需要从事维持社会再生产的工作，唯一需要的只是在维持基本劳动层面上的绩效和数字管理。
韩炳哲认为，“劳动社会将自身进化为功绩社会和积极社会。现代晚期，自我被强制成为劳动的动物，这种自我一直扩张到近乎分裂瓦解的程度。不存在任何被动属性。如果一个人放弃了他的个性，投身于人的种群化过程中，那么他至少还能够拥有动物一般的泰然自若”。当一切活动完全被转化为维持生物性生命的劳动，当人们在面对以功绩和算法为核心的生命政治学的治理时，作为活动生命的人类就完全变成了动物化的存在。
这种生命政治并不会将我们引向内在的沉思生命，而是会把我们带入另一个极端，让我们的生物性生命在功绩社会中作为重复性之物而加以运转。我们的生命变成了消极无聊的生命，我们的活动堕落为生命性劳动，我们因此而倦怠。这种倦怠已经不是暂时性的倦怠，而是一种存在论的倦怠。暂时性的倦怠可以在休息过后得到消除，但存在论的倦怠意味着活动生命的彻底沦落——人成为数字技术下透明的治理对象，只能以倦怠的劳动方式存在着。于是，“生命被简化成一种生物机能过程，生命变得赤裸，褪去了一切装饰和叙事”
统计数字和计算将拥有个体化的生活方式的人还原为生物性的生命，并将政治直接凌驾于生物性生命之上。但是，福柯的分析更多地停留在国家治理的层面。在韩炳哲那里，生命政治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被各个单位、社区的业绩考核所取代。他指出，当代社会的生命政治已经演变为一种特殊的现象——功绩社会。
如果说规训社会的症状是歇斯底里，那么功绩社会的症状就是倦怠。在功绩社会中，并没有规训社会中那种以视觉为中心的全景敞视般的监控。在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中，看守和医护人员时刻规定着人的行为的正常性；而在当代社会，看守的目光已经消逝在数字化的算法之中。算法不再规定人们身体的全部行为，不需要人们在身体活动中完全符合规训的规范，功绩社会只有一个目标，即以统计数字表现出来的各种绩效指标。
现代的统计学构建了不同层次的绩效指标体系，对于处于功绩社会的主体来说，如何在过程中行动是次要的，因为功绩社会不需要时时刻刻规定功绩主体如何完成任务。但是，他们受到了功绩社会目标的拘束。
德勒兹看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场所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时代的工厂，而是变成了企业；劳动的主体也不再以工人为主，而是办公室的白领职员。德勒兹发现，工厂与企业的根本不同在于“工厂使个人形成一体，这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资方易于监视整体的每一成分，工会便于整体的抵抗。但是企业则不断地将不可调和的竞争作为有益的竞赛引进来，竞争这一绝妙的激励手段使个人之间对立，使个人本身分裂”
这样，原先在工厂中还能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在企业管理之下，变成了竞争性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卷的关系。“而由于公司变成了绩效模式和竞争模式，这样公司变成了内卷的场所，在公司之中，只有那个最能够蔓延和流动的蛇，才能在竞争中获胜，而他的获胜势必是以淘汰其他的蛇为代价的。
在功绩社会之下，为了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获胜，功绩主体不断地学习和加班，不断地创造新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所以，韩炳哲指出：“疲惫的、抑郁的功绩主体在不断地消耗自我。在同自身的战斗中，他因为自身而困苦不堪。”于是，在同他人的绩效竞争中产生的压力直接变成了对自我能力的焦虑。为了得到更好的绩效，取得更有利的位置，功绩社会下的主体不得不穷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断地消耗自己，而推动这种消耗的就是焦虑。
在绩效管理的刺激下，焦虑变成了社会成长的动力，最焦虑的恰恰不是那些被淘汰的人，而是那些暂时没有被淘汰的职员。他们时常担心自己会变成下一个被裁员的对象，他们的焦虑迫使他们形成了这样的信念：越是焦虑，就越要消耗自己。这种持续不断的消耗使功绩社会下的个体陷入内卷，使主体越发倦怠和疲惫。由此可见，当代社会内卷的实质就是：主体在身体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消耗自己，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绩效。而这并不能让主体获得安逸，因为被创造出来的新的绩效成了主体新的焦虑来源。最终，在功绩社会的内卷和焦虑的循环往复中，主体变成了倦怠主体。
由于数字经济和外包经济的发展，人不再被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看成主体性的存在，而是被看作一个个由绩效指标衡量的赤裸生命。功绩社会下的企业需要的不是哪个具体的人，而是具体的劳动功绩，具体的人不过是这种功绩的代理人（agent）。而由于雇佣关系的功绩化，企业对员工的治理也越来越多地让位于算法。最后的结果是公司效率的提升，但这种提升并不以员工的人格健全为目的。由于加入了算法，每一个人都不是最必要的，一旦效率和功绩下降，势必会被新员工所取代。
史坦丁说：“这个社会把话说得很好听，逼人们在竞争、功绩主义、弹性中求生存，而这就是它的真实样貌。过去几百年中，人类社会都不是在持续不断的变动中建立的，而是在稳定的认同以及‘死板’的稳定环境中缓慢积累的。但某些人却把弹性当成某种福音，宣称只有死板不变的环境才会反对弹性……他们这么做的结果就是让越来越多大众（其实除了仰赖大笔财产，与社会脱节的精英阶级之外，我们所有人都可能陷入这种状态） 陷入异化、失序、焦虑的状态中，并且容易愤怒。人们变得对政治漠不关心，就是危险的征兆。”
蓝江.功绩社会下的倦怠：内卷和焦虑现象的社会根源[J].理论月刊,2022(07):5-11.DOI:10.14180/j.cnki.1004-0544.2022.07.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