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華大學法律學系教授勞東燕1月29在微信公眾號上發布題為《直面真實的世界》的文章，惟只存在了不到2小時，就被微信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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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
躊躇許久，仍不知道2021年的總結，要從哪裏寫起。
過去的一年於我而言，算是地過得平靜，少了明眼可見的中傷，也不覆求而不得的失望。然而，內心的郁結之處並未消散，同時迷茫之感與日俱增。
記得2019年曾讀到一句話，大意是，2019年是過去十年中最糟糕的一年，同時也是未來十年裏最美好的一年。當時只道是揶揄，如今回看，倒是頗有些洞察先機的意味。
疫情之下，歲月靜好的想象終於難以維續，因為兵荒馬亂的日子，距離每個人都幾乎只有一步之遙。就在不久之前，又一個城市經歷了圍城之困。誰能保證，武漢與西安所經歷的一切，就不會降臨到我們自己的身上？即便沒有圍城之困，在經濟下行和失業降薪的風潮之下，誰又知道前方會有什麽遭遇在等著我們？
在一個到處充斥正能量話語的社會，不安感卻像潮水一樣，迅速地在全社會蔓延。在不安感的支配下，對自由的追求時常成為被譏諷的對象，而人們對於權力的漸趨集中，對於以安全為名的各式管控，對於以大數據追蹤為基礎的技術統治，日益表現出無所謂甚至是歡迎的態度。
2020年的我，憤慨與感喟都主要圍繞自身的遭遇，試著全面接納在不期然中降臨的中年心態；終究，我們中的很多人，都或遲或早地要步入中年，從生理到心理。2021年的我，似乎更多覺察到的是周遭的變化，對於周遭世界與很多事物，都被迫經歷重新認識的過程。
二、在荒謬中生活
疫情的連鎖反應，加上時局的變動，導致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此起彼伏。
發表一份記錄疫情下日常生活之種種的日記，得做好被約談的準備。聲援一下因課堂言論被開除的同行，甚至要面臨「被精神病」的遭遇；在自媒體的接力呼籲之下，好不容易從精神病院出來，最終卻只能在年關來臨之際，選擇從此別離家鄉。
冰天雪地裏，懷胎八月的孕婦在醫院門外坐等流產，而突發心臟病的老人，以必須核酸檢測為由，在無情的等待中失去救治的機會。一位媽媽接到中學放假的女兒，在已通過十八輪核酸檢測的情況下，仍被卡點攔著不讓回家，在冬日的寒夜仿徨街頭直到天明。
山東的某位鎮委書記告誡上訪人員，有一百種手段「刑事」對方；河南的某位縣長更是殺氣騰騰地喊話，春節期間要對惡意返鄉者先隔離再拘留。
以上種種，多麽希望只是個例，可惜不是。那位聲稱有一百種手段「刑事」上訪人員的鎮委書記，想必不會認為自己說的內容有錯，而只會怪自己政治上幼稚，把不能說而一直在做的事說出了口，還不小心被錄了音。的確，她道出的是現實。刑法中多的是手段來對付上訪人員，包括尋釁滋事罪、敲詐勒索罪以及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罪等，都是實務中常用的罪名。
那位在冬日寒夜與女兒一起仿徨街頭的媽媽，曾這樣哭訴：「如果每一個教訓都要付出生命的代價，才能成為教訓的時候，這樣是不是太慘痛了？……你們是執法部門，但是天理人情呀，我們是不是把人放在了第一位？」
她的哭訴讓人潸然淚下。然而，在這起事件中，究竟誰是為惡者，誰需要對結果負責呢？答案是沒有。就像當地街道辦的工作人員回應的那樣，我們無能為力，這個事情也不能說卡點人員做得不對。
一切都是以安全或穩定為名，宣稱是為了民眾的福祉。可悲的是，無論是醫院的保安還是卡點的人員，每個人都在盡忠職守，猶如螺絲釘那樣，認真貫徹來自上面的規定，同時卻對具體個人的苦難視若無睹，甚至本身就是他人苦難的肇因。
單純人性的惡，儘管看起來觸目驚心，其實並不那麽可怕，因為但凡有正常理性的人，都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就像重慶那位男子為實現再婚目的，不惜將一對親生兒女從高樓拋下，誰都會發出惡魔在人間的斥責。然而，制度造成的惡，因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現，導致人們普遍地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傳染性。縱觀20世紀的浩劫，幾乎都是由制度性的惡所造成，惡劣的制度加持人性的黑暗，一再地釀成難以想象的悲劇。
在恍惚中，我聽到國家機器在那裏嘎吱嘎吱轉動的聲音，反應敏捷，運作有序，卻缺乏任何溫情，顯得理性而冷酷。在這樣的國家機器眼中，抽象的群體至高無上，而具體的成員毫無價值。事實上，作為群體的民眾被擡舉得越高，作為個體的成員就愈發地無足輕重。兩種理念竟能並行不悖地存在，世界就是如此的荒謬。
荒謬的不止於此。當初以自由為名而得以迅猛發展的網絡與數據技術，正在成為新的統治工具，給作為社會成員的我們套上日益沈重的枷鎖。技術本身以造福於社會為名而被大力倡導，但現實中它們經常被用於監控與操縱，包括進行愚弄。
就比如，個人在朋友圈發布的信息，不時會遇到只有自己可見的情況，而發布者往往還並不知情。同時，與主流不同的聲音越來越難以發出，即便僥幸通過發布環節的審查，也會被技術迅速地捕捉。此外，在技術的統治之下，個人被大數據系統所誤傷，也經常不知道找誰理論，每個人都身不由己地陷入匿名的魔陣之中。
學生時代在王小波的書中讀到花剌子模國信使的故事，覺得匪夷所思。怎麽會有這樣的制度安排呢？凡是給國王帶來好消息的信使，就會得到提升，給國王帶來壞消息的人，則會被送去餵老虎。壞消息難道會因為信使的不傳達而消失嗎？然而，此種類似於寓言的故事，在現實中一再地上演。
當下的社會治理中，不管什麽層級，重要的往往不是出現了相應的問題，而是相應問題是否成為了輿情事件。於是乎，不解決問題，而只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成為治理中的慣常手段。把任何有影響力的事件都單純地當作輿情問題，導致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多。本來微不足道的小事，最後變成天大的事。
更為荒謬的是，很多被套上枷鎖的人，不僅不憤怒於自由的喪失，還頗為怡然自得，就像溫水中被煮的青蛙。並且，雖然自己也是被統治者，卻特別善於為統治者著想。一切都是為了大局嘛，限制自由算什麽，犧牲他人的權益更是不值一提。也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普通個人為維護自身的正當權益，被迫承擔越來越多的污名。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對於他人的不幸表現出不加掩飾的冷酷，甚至想方設法要從當事人的身上找出錯處來。這種下意識的言行，折射出一種頗為微妙的內在心理：那些遭遇不幸的人們，完全（或至少部分）是由於自身的過錯所導致，而我沒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我是安全的，不幸不至於降臨到我的身上。
可以說，正是真實世界中安全感與穩定預期的嚴重匱乏，釀生了此類扭曲的自我臆想。當全社會陷入這樣的臆想，被害人有錯論的泛濫成災，也就變得容易理解。只有純潔無辜的被害人才被認為值得同情，而這樣的被害人少之又少，人們自然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絕施予同情。基本的同情心與同理心，在這個社會，變得越來越稀缺，日漸地成為奢侈品。
三、在迷茫中忙碌
人到中年，突然發現需要重新認識這個世界，在反思自己是否有些矯情的同時，我有一種不知身在何處的惘然。直面荒謬，又時常無能為力。所以，盡管早過了不惑之年，反而愈加地困惑與迷茫。
公眾號停更一年，期間除因出版社的提議而發布過新書的訊息外，沒有專門寫過或推送過任何文章。偶爾有朋友或學生問起，多是以忙的理由來搪塞。但從內心來說，停更的主要原因恐怕還是迷茫。
迷茫首先表現在，但凡涉及社會性的問題，我已經完全不知道，言說的邊界究竟在哪裏，也因此不知道自己可以寫些什麽。當2021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揭曉，授予菲律賓記者瑪麗亞·蕾莎與俄羅斯《新報》總編輯德米特裏·穆拉托夫時，國內報道的是「以表彰二人做出的貢獻」，而外媒的報道則是「以表彰二人為捍衛言論ZY做出的貢獻」。不知從何時起，言論ZY竟成為諱莫如深的詞匯。
迷茫還表現在，除了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之外，我不知道這樣的公共寫作有什麽意義。在公知被普遍汙名化的今天，無論是民眾還是政府，包括這個時代的青年，都不怎麽歡迎指摘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我看過一段視頻，是一位年輕女孩挖苦譏諷公知的，被她點名道姓的那些人物，都曾是我們這一代年輕時頗為尊敬的知識界人物。看完之後，心裏頓覺一陣寒意，不由地想起魯迅先生的小說《藥》中的人物夏瑜。夏瑜的犧牲有什麽意義呢？大概只有作為人血饅頭的意義。他為之付出生命的民眾，就是那樣對待他的。
實際上，不止是公號文章的寫作，甚至於對學術寫作，我也開始陷於意義的迷茫之中。觀察近些年來的法律實踐，發現學術性寫作除了為個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些許本錢，原以為的推進中國法治的意義，純屬一廂情願。法學理論的研究，越來越像學界中人的自娛自樂，表面的繁盛掩蓋不了內裏的空虛與犬儒。在學術日益內卷化的今天，論文寫作的意義往往只在於發表。說到底，在理論對法治的設想與實務對法制的踐行日益背道而馳的今天，也不要奢望理論能對實務產生多少影響。
更為迷茫的是，在這一年中，我試著讓自己收斂與合規，但終究發現，很多時候都會被逼到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地步。也許，是我的忍耐力不夠吧。很多事情，但凡還有一點做人的血性，我都疑惑，怎麽能忍得下來。無止境的忍耐，無原則的退讓，最終會讓自己都鄙視自己，那樣茍且地活著，真是枉稱為人。反之，不想忍耐的話，就要經常處於憤怒的狀態，還可能被認為是麻煩人物，免不了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讓人迷茫的還有，關於努力的意義。一直篤信越努力越幸運的我，突然間就陷入迷茫之中，不知道努力的意義何在。這些年來，努力前所未有地貶值，就像遭遇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所謂的「貶值」，不只意味著更多的努力換不來更高的收入，也意味著隨著階層提升渠道的收緊，拼命的努力也不見得能改變自身的命運；「貶值」還意味著，對很多社會問題所作的努力，難以獲得真正有意義的改善。
中國清華大學教授勞東燕《直面真實的世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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