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一天
八月的一天，早上七点多，妈妈打来电话说，爸爸去世了。她夜里三点多发现的，但到七点多才给我打电话，怕吵醒我。她跟我一样没什么生活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说问了别人，好像是要给110打电话，我说，我马上就过去。下楼，开车，开了也就十分钟，就接到电话，是警察，上来就问某某处有一位老人去世，是你父亲吧？你对老人的死亡有异议吗？我愣，异议？没什么异议啊？警察说，有异议我们就把尸体拉走，没什么异议你就办手续，找社区医院找120，给120打电话吧。我就给120打电话，说家里老人去世了，120说，去世了我们就不能派车去了，找派出所找社区医院开死亡证明。这边挂了电话，警察的电话又打了进来：你给120打电话，可别说老人死了啊，死了他们就不派车，就说病危，让他们派车来，来了他们看见了情况，就能开死亡证明了。我说，刚打了，说死了。警察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五十多了。警察说，你五十多了，你这点儿生活经验都没有？我说，是啊，我也是第一次碰见这种情况。
我在空荡荡的告别厅里坐着，心里忽然非常难受，我拿着手机，找出史文朋的一首悼亡诗，那首诗很长，我抄下来几句：
From too much love of living,
From hope and fear set free,
We thank with brief thanksgiving
Whatever gods may be
That no life lives for ever;
That dead men rise up never;
That even the weariest river
Winds somewhere safe to sea.
过了一阵儿，听到里面喊爸爸的名字，烧完了，推门进去，骨骸已经从炉子里推出来，还能看出来人形，肉成灰儿了，骨架还在，服务人员用一个锤子敲打骨头，我有点儿惊讶，没想到烧完之后，还能看到一个人的形态，服务人员敲打着，问我，老人家做过手术吧？我说，是啊，做过，腰上钉过几颗钉子，他指着骨灰中的一排钉子，说，烧不坏。
史文朋那首悼亡诗，我是在莱姆的小说《其主之声》中读到的，以往我读到什么英文诗，多少会跟王星交流一下，但今年四月，王星去世了。我给她写了一篇悼文，题目叫“然而没有来世”，结尾是同样的一句“然而没有来世”，非常拙劣的技巧。我回忆了一些快乐的事情，我们一起去过枫丹白露和巴比松，去过阿维尼翁，我们还一起去了智利，采访若干个酒庄，穿越安第斯山脉，到门多萨，喝马尔贝克，吃阿根廷牛肉。其实，那篇文章没写完。我还有一些话想说——今世就足够了，人生在世就像打游戏，有时得分高，会得到点儿bonus，比如美酒和旅行，有时勘勘打成平手，但到了暮年，你会一点点输回去。我爸爸关注我的动态，夏天的时候，他躺在床上问我，“你那个小朋友去世了？叫王星？”我说，“是啊，她可能喝了太多酒了。”我爸爸也喜欢喝酒，喝的很少，原来每天晚饭时喝一两，后来不喝了，但家里还有一箱存酒，不是什么好酒，叫“百家宴”，电台里有购物节目，说这个酒如何好如何便宜，买了几箱，还送给我一箱，我早就扔了。
我和爸爸的关系不是良性的，也不是恶性的，有过一些矛盾争吵，后来彼此很客气。爸爸去世后，我有一种强烈的虚无感，还会觉得牙齿有些松动。爸爸有糖尿病，我怕自己也染上糖尿病，但我儿子提出要去稻香村买点心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我会买点儿萨琪玛，忍不住一晚上就吃好几块。我爸爸给我买过萨琪玛，那是我最喜欢的点心。我考试成绩好，他还会带我去吃酸奶，和平里104路公交车总站对面有一个奶站，爸爸骑车带我去，那是我非常美好的记忆。所以我儿子提出要吃冰激凌的时候，我也很高兴，带他去冰激凌店，挑一个喜欢的口味。不过，我也警惕自己，爸爸传给我的东西，不要再传给我儿子了，那就是“胆小”，爸爸始终是一个胆小慎微之人，唠叨，我也始终是一个胆小慎微之人，心里唠叨，爸爸总告诉我，这世界多可怕，我想告诉儿子，别怕。
我很骄傲的跟在我爸爸后面往家走，我们要杀鸡了，我们要吃鸡了，我们抓到鸡了。太阳刚出来，周围有一层温暖的红色。记忆不靠谱，那应该是过年要杀鸡，那应该是冬天，可我记忆中的那个早上，阳光是那么温暖。
https://mp.weixin.qq.com/s/mFMm3NvrYw6S3fCRXjm12A
八月的一天，早上七点多，妈妈打来电话说，爸爸去世了。她夜里三点多发现的，但到七点多才给我打电话，怕吵醒我。她跟我一样没什么生活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说问了别人，好像是要给110打电话，我说，我马上就过去。下楼，开车，开了也就十分钟，就接到电话，是警察，上来就问某某处有一位老人去世，是你父亲吧？你对老人的死亡有异议吗？我愣，异议？没什么异议啊？警察说，有异议我们就把尸体拉走，没什么异议你就办手续，找社区医院找120，给120打电话吧。我就给120打电话，说家里老人去世了，120说，去世了我们就不能派车去了，找派出所找社区医院开死亡证明。这边挂了电话，警察的电话又打了进来：你给120打电话，可别说老人死了啊，死了他们就不派车，就说病危，让他们派车来，来了他们看见了情况，就能开死亡证明了。我说，刚打了，说死了。警察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五十多了。警察说，你五十多了，你这点儿生活经验都没有？我说，是啊，我也是第一次碰见这种情况。
我在空荡荡的告别厅里坐着，心里忽然非常难受，我拿着手机，找出史文朋的一首悼亡诗，那首诗很长，我抄下来几句：
From too much love of living,
From hope and fear set free,
We thank with brief thanksgiving
Whatever gods may be
That no life lives for ever;
That dead men rise up never;
That even the weariest river
Winds somewhere safe to sea.
过了一阵儿，听到里面喊爸爸的名字，烧完了，推门进去，骨骸已经从炉子里推出来，还能看出来人形，肉成灰儿了，骨架还在，服务人员用一个锤子敲打骨头，我有点儿惊讶，没想到烧完之后，还能看到一个人的形态，服务人员敲打着，问我，老人家做过手术吧？我说，是啊，做过，腰上钉过几颗钉子，他指着骨灰中的一排钉子，说，烧不坏。
史文朋那首悼亡诗，我是在莱姆的小说《其主之声》中读到的，以往我读到什么英文诗，多少会跟王星交流一下，但今年四月，王星去世了。我给她写了一篇悼文，题目叫“然而没有来世”，结尾是同样的一句“然而没有来世”，非常拙劣的技巧。我回忆了一些快乐的事情，我们一起去过枫丹白露和巴比松，去过阿维尼翁，我们还一起去了智利，采访若干个酒庄，穿越安第斯山脉，到门多萨，喝马尔贝克，吃阿根廷牛肉。其实，那篇文章没写完。我还有一些话想说——今世就足够了，人生在世就像打游戏，有时得分高，会得到点儿bonus，比如美酒和旅行，有时勘勘打成平手，但到了暮年，你会一点点输回去。我爸爸关注我的动态，夏天的时候，他躺在床上问我，“你那个小朋友去世了？叫王星？”我说，“是啊，她可能喝了太多酒了。”我爸爸也喜欢喝酒，喝的很少，原来每天晚饭时喝一两，后来不喝了，但家里还有一箱存酒，不是什么好酒，叫“百家宴”，电台里有购物节目，说这个酒如何好如何便宜，买了几箱，还送给我一箱，我早就扔了。
我和爸爸的关系不是良性的，也不是恶性的，有过一些矛盾争吵，后来彼此很客气。爸爸去世后，我有一种强烈的虚无感，还会觉得牙齿有些松动。爸爸有糖尿病，我怕自己也染上糖尿病，但我儿子提出要去稻香村买点心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我会买点儿萨琪玛，忍不住一晚上就吃好几块。我爸爸给我买过萨琪玛，那是我最喜欢的点心。我考试成绩好，他还会带我去吃酸奶，和平里104路公交车总站对面有一个奶站，爸爸骑车带我去，那是我非常美好的记忆。所以我儿子提出要吃冰激凌的时候，我也很高兴，带他去冰激凌店，挑一个喜欢的口味。不过，我也警惕自己，爸爸传给我的东西，不要再传给我儿子了，那就是“胆小”，爸爸始终是一个胆小慎微之人，唠叨，我也始终是一个胆小慎微之人，心里唠叨，爸爸总告诉我，这世界多可怕，我想告诉儿子，别怕。
我很骄傲的跟在我爸爸后面往家走，我们要杀鸡了，我们要吃鸡了，我们抓到鸡了。太阳刚出来，周围有一层温暖的红色。记忆不靠谱，那应该是过年要杀鸡，那应该是冬天，可我记忆中的那个早上，阳光是那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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