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周的生活观察

好像现在还没有哪个软件支持对用户个人信息优化的 AI 软件。

比如我把我一个月的所有吃饭记录发给 AI，它月底可以告诉我，我这个月是否健康，把读书，观影记录发给AI，可以告诉我可能感兴趣的书或者电影，可以绑定社交软件，基于我输出的内容和关注的列表，推荐我可能感兴趣的内容。

现在有软件能实现吗？

有天我突然问我妈：我小时候有没有喝过三鹿奶粉。我妈说：你那会喝不起。

发现大家多少都有一点：如何更好的使用 AI 而焦虑。

很多养生的内容，都会说要补维生素这个维生素那个，秋冬季节要补这个维生素。

人体缺什么维生素这事，是要去医院查的，要补也是要数据。

你为什么把理想寄托在一个在欧洲的美术生身上？历史证明这行不通呀。

这句话太狠了。

纪念孙东东讲话十五周年

王五四

当下生活中有两件事我一直觉得很难说清楚，一个是扫黄的时候，当警察破门而入时，大床房上躺着的究竟是干柴烈火般的爱情，还是天雷勾地火似的卖淫嫖娼。即便因为初次相识叫不出对方的名字，即便因为贴补家用资助学费给对方转账了，我也觉得不该随随便便就被定性为卖淫嫖娼。还有一件事就是如何在国内的精神病院里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人，就像李宜雪说的，“你跟他说你没有病，他说这里的人都说自己没有病，你跟他说你有病，他跟你说那就在这好好治疗。你跟他说你想出院，他说谁送来的谁来接，你跟他说想见家属，他说你的病情不适合见家属，你跟他说你不想吃药，他从你的鼻孔灌到胃里，你跟他说你要不弄死我得了，他跟你说你的抑郁症又加重了，得电击治疗……”，电影《飞越疯人院》里有句台词是，“究竟谁才是疯子，这是个问题。”

所以这么多人这么关心李宜雪这件事，与其说是关心她，不如说是关心我们自己，这种对自己命运的关心，这些年可以说是越来越强烈，不是我们越来越爱自己了，而是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以前发生在遥远的地方，陌生的他人身上的厄运，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熟悉了，而且概率越来越大了。我们以前喜欢说，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那时候的“明天”是指将来未来，很可能不来。而现在说这话，“明天”就是明天，24小时之内。

我集中看了一些李宜雪的视频，逻辑清晰，思辨能力极强，常识傍身，谈吐自若……，很明显，这不就是精神病吗？当下的正常人，谁还讲逻辑啊，谁还讲道理啊，谁还动不动就“愿以吾辈之青春，护卫盛世之中华”，而且还公开宣扬，这不是精神病是什么？我想起一个老段子，一个司机在高速路上接到妻子的电话，“老公，我刚听广播说高速路上有一辆车在逆行，你千万要小心。”老公：“哪止一辆，我看到好几百辆车都在逆行。”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是幸运的，宋朝没有精神病专家和精神病院，否则他那“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早就被精神病了。在不讲常识和逻辑的社会生态里，你讲，你就是精神病患者。明知道不适合讲，你偏要讲，这不就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吗？及时承认我有病，尽快找到组织，早点加入集体，投入大家庭的怀抱，才能获取安全感，甚至还有点温暖感。

很多网民应该还记得2009年3月23日，这是世界脑科学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念日，这一天，北大司法鉴定室主任，主要从事精神病学方面鉴定的孙东东与记者对话时公开宣称，“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99%以上有精神问题 ——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更可怕的是他认为“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它扰乱社会秩序。”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不敢想象的景象，突然有一天，一群人上门宣布你有精神问题要送你入院治疗，你越挣扎越辩解，专家说你的病情越严重，就越要对你使用强制手段……，不仅专业人士不站你，法律也不站你，因为你“扰乱社会秩序”，更可怕的是“一群人”“上门”“宣布”“强制”……，这一系列措施，都太容易实施了，基层组织就能完成，而且成本低，效率高，见效快……。

现在回头看看孙东东教授的言论，可以说是被埋没的天才，他跟“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的发明者、统治苏联精神病学界 40 年，最终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的安德烈·斯涅日涅夫斯基教授相比，可以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苏联的英雄教授认为，要是一个苏联人悲观主义、社会适应能力差、对现有体制不满，觉得自己明白真理，想搞改革……，这就是得了典型的精神分裂症。想想也是，苏联这么美好的社会，你还悲观，还不适应，这不就是精神有问题吗？这位斯夫斯基教授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认为精神分裂症有潜伏期，意思就是，哪怕你现在没症状，看上去没病，但实际上你已经是精神病患者了。这简直是太牛了，我研究了一下中国的精神病学，有这么一段，“我国精神病学教学始于1920-3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迅猛发展，且受苏联精神病学的影响较大。”幸好当年中苏友谊破裂的比较及时，不然孙东东教授们就要取得真精回来了。不过老孙的“扰乱社会秩序强制论”倒是很像苏联老大哥的手笔，苏联卫生部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规定：如果一个精神上有病者对他周围的人或他本人构成明显危害时，卫生部门有权不经病人本人或其亲属或监护人的同意，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在朋友圈看到个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讯 ，也不知道真假，但不论真假，说的挺有道理也挺符合那时候的国际舆论环境，“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加紧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其实就是在李宜雪事件中人们所担心的事。福柯在《疯癫与文明》这本书里说，“精神病跟疟疾不一样，它不是个单纯的医学概念。疯人院是权力机器运作的一部分，是在法律边缘的一种特殊权力。当权力跟医学诊断凑一块儿，疯人院就成了权力滥用的地方。”可以说，苏联把这个权力滥用到了极点，不仅权力被滥用，专家也被用烂了，他们重新定义了精神病，而且是创造性的量身定制般的重新定义了，像一群精神病一样。

网上还有不少关于李宜雪的资料，看完后我倾向于她应该是年少时受过心理创伤并且影响了现在的日常生活，甚至真的有人格障碍。但，她到底如何，有病没病，这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她作为一个人，被那样对待，被各种执法部门，用并不合法的手段对待，是不行的，她个人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是不行的。她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她，她的处境，就是我们的处境，与其说我们在声援李宜雪，不如说我们在声援自己，我们担心她，就是担心我们自己，更是担心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是不是真像电影里说的那样，“不可能飞越的，社会就是一个巨大的疯人院。”

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禁闭岛》里有两句话，一句是“人们都说你疯了，你越反抗，他们就越觉得他们说的是对的。”“哪种情况更糟？是像个怪物一样活着，还是做个正常人死去。”《飞越疯人院》里也有两句话，“你们一直抱怨这里，却从没有勇气走出这里。”“身体可以被禁锢，但自由的信念会永远传递。”，一部电影给了另外一部电影答案，一个疯子希望能治疗另外一个疯子。这就是我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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