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calization/pathologization的话语，尽管让医学权威凌驾于主体自我认同之上，并为主体建构增设了额外门槛，但能帮助证明某少数的、“异端的”个人表现和认知之合理性、有效性。以医学的话语取代道德污名化和criminalization这样完全否认的话语，哪怕是以“患者”的名义，也建立起一个独立的主体，而非“道德败坏/违法犯罪/违反公序良序”的一般社会人。比如同性恋者，之前被指责为性道德有亏、违反公序良俗的“流氓”（在特殊年代，还会被进一步politicization纳入敌我关系话语中），后来被认为是性心理障碍者，是“病人”。

又比如性同一性障害/性别认知障碍/易性症（gender identity disorder）虽然是对当事人自我性别认同的病态化，但在90年代的大陆这种医学话语的介入让性别越轨者的行为被视为“疾病影响”，性别重置手术被视为治疗疾病的必要手段，而不再被视为故意违背公序良俗、品行败坏的“流氓罪”行为。同理同性恋者。这种医疗导向的话语，实现了性别越轨表现的去犯罪化（当然“去犯罪化”和“合法化”还有差别，离立法保障权益更是有壁）而日本设立针对性同一性障害群体的性别变更特例法，也承认了这些trans+群体不同于大多数原则（法律性别以生理学基础判定，主要看外生殖器或染色体）的性别也在法律上有效（哪怕是有条件、有门槛，需要后天授权变更的），从而开始将这些群体纳入到civil rights和法律保护的范畴中管理。

没有替病理化建构辩护的意思，而是指出这一话语的变动使得社会对性少数群体的管理模式，从（法律/political/道德的）惩戒模式，向半科学话语的医疗模式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中，由于形成了biosexual citizenship，从而部分承认了性少数者作为公民的主体身份；成为日后性少数群体形成身份认同、开始争取civil rights，将社会管理转向（性少数）自决模式（即承认self-recognition有效性）的过渡阶段。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