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管理为何毁了我们的生活？电子邮件充当一种无限的待办事项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地往里面添加任何事项。对数字化经济中的“脑力劳动者”而言，这既是一种隐喻，又是一种交付机制，给人以这样的感觉：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数量在不断增长的任务，这种压力会让人难以承受。
我们大都体会过这种隐隐的不知所措：感觉我们的生活虽然充满各种活动（这可能让人很兴奋），但时间却脱离了我们的控制。而现在，由曼恩参与发起的“个人生产力”运动，承诺提供时间管理的建议来减轻人们的痛苦，而这些建议专为智能机与互联网的时代量身定制；这一运动正前所未有地繁荣。
提高个人生产力，也就是最大化地利用你有限的时间，这一目标已经成为了我们当代的主旋律。
然而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旨在提高个人生产力的技巧似乎加剧了他们想要缓解的焦虑。你越是善于管理时间，你越会觉得拥有的时间太少。对另一些人而言，无论是什么邮件，一想到它会让本该保持整洁的收件箱变得杂乱无章，他们就神经紧张。于是他们更加频繁地查邮件了。
时间管理理论给出的诱惑是，总有一天，一切终将置于控制之下。然而现代经济中的工作，具有无上限的特点。而如果来信源源不断，“收件箱归零法”就永远无法带来解放。——你依旧是西西弗斯，永恒地把石头滚上山头。你只不过是滚得稍微快了一点。
我们通过使自己更有效率，来应对现代生活中棘手的需求——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说高效率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呢？
关于我们的命运，一种只属于现代的现象是，我们感到有义务让自己尽可能地高效，以此来应对时间上的压力——即使这样做并不能像期望的那样缓解压力。想要通过削减工作量来换取更多时间，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通常在感觉上是不可能的。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了著名的预言：在一个世纪之内，经济增长将使得我们每周工作不超过15个小时。于是人类将会面对他们最大的挑战：安排好如何利用所有空闲的时间。经济学家依然在争论，为何现实发生得与这一预言迥然不同，而最简单的答案是“资本主义”。凯恩斯似乎假定，一旦我们满足了基本需求，外加一些欲望，我们自然会减少工作。然而，我们却不断地产生新的需求。视你所处的经济阶层而定，想要通过削减工作量来换取更多时间，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通常在感觉上是不可能的。
泰勒想要出同样的钱让他们干更多的工作，对于这一公开的企图，工人们自然非常不高兴。然而泰勒却不是特别在意他们的幸福度。工人们只需执行，而不是去理解他新思想——“科学管理”。“适合搬运生铁的人，要符合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泰勒写道，那就是“他应当够蠢够冷淡，以至于他的精神面貌几乎更像是一头牛，而不是其它类型……他蠢到连‘百分比’这个词都听不懂。”
这种呼声不难理解：效率所承诺的事情，是你已经做过的事情，而且只会做得更好、更省钱、更快。这怎么可能有错呢？除非你处在想要把人当机器对待的那种极端（就像伯利恒钢铁厂对待工人那样），那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坏处。
然而，随着20世纪的向前发展，重大的变化发生了：我们都变成泰勒了，残酷地统治着我们自己的生活。随着效率原则的根深蒂固，随着市场的精神渗透到社会越来越多的方面，而生活也变得更加个人化，这一原则被我们内化。在泰勒的时代，效率主要是用来说服（或者胁迫）其他人在同等时间内做更多工作。而现在，它却变成了一种我们用来压迫自己的工具。
时间管理带来了一种尽在掌握的感觉，而这是当今世界中的个人所欠缺的——宗教或社区的社会纽带给他们的支持日益减弱。在一个不能保证就业稳定的时代，我们必须通过疯狂工作，不断地展示我们是有用的。而时间管理则能给你带来有利的优势。的确，如果你属于日益壮大的自雇者群体，在零工经济中当一名自由职业者或者工人，那么提高个人生产力就可能对你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你“磨洋工”（这种职场恶习被泰勒视为盗窃罪），唯一经济上受到损害的人，就是你自己。
最重要的是，时间管理让人觉得在如今这种利益驱使的环境中，依然有可能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时间管理领域的预言家们暗示，只要有合适的技巧，你就可以度过充实的一生，还同时能够兼顾你老板越来越多的需求。这种承诺，“每当经济下滑时，它就会复辟，并且是有力地复辟”，格雷格对我说。特别是对于高薪阶层，时间管理用更诱人的希望诱惑着他们：获得真正的内心安宁。
正如格雷格指出的那样，最显著的一点是，“个人生产力”将调和这些需求的重担平均分配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来担当。时间管理大师们很少停下来发问，仅仅在现代经济中维持生存（维持住一份工作、偿还房贷、成为一名足够好的家长），究竟是不是真的首先需要我们达到反人性的高效率。
在二十世纪大多数年头，负责家务活的人，空闲时间一点都没有增多。相反，随着做家务效率的提高，社会因此而期望的清洁度和家庭秩序的标准也提高。现在，既然起居室的地毯可以绝对干净，那它就必须绝对干净；既然衣服再也不用是脏的了，那么对脏衣服的禁忌就更重了。
“夺回你的时间”的成员却在寻求比仅仅增加闲时更加激进的事情。他们试图全盘质疑我们功利化的时间观念，即“首先该想着做完更多事”这种思想本身。“你总是在听人说，更多闲时会对经济有好处。”约翰·德格拉夫说道。这位一点都不悠闲的70岁制片人是组织的领导者。“可是，我们凭什么要从经济的角度来为生活正名呢？这毫无道理！”
而效率导向的时间观念有一个更加隐蔽的陷阱，那就是我们开始觉得有义务“高效”利用自己的休闲时间。这种观念暗示着，为了休闲而休闲（也就是你所认为“休闲”该有的全部意义）其实还不够好。因此我们发现自己会（举例来说）去不熟悉的地方旅行，却不是为了单纯地体验旅行，而是为了往自己的“精神仓库”中添加经历，或者刷朋友圈。我们走步或跑步来强身健体，却不是为了运动的快乐；我们尽父母之责，却只想着培养出将来能够事业有成的成年人。
就连休闲与娱乐，到了一个效率至上的文化中，除非能起到别的作用，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通常是为了恢复体力，然后干更多活。
如果效率提高了这么多，却一点都不能带来的期望中的好处，那我们还能怎么做呢？“夺回你的时间”的共识是，个人生活方式怎么改变都解决不了问题。改革必须从有关假期、产假和加班的法规开始。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试着习惯于不去达到最高效率，放过一些机会，惹一些人失望，让一些任务完不成。许多不愉快的杂务是生存必须的。而另一些则不是——只是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它们是。挣更多钱、实现更多目标、在各方各面发挥我们的潜能、更好地融入集体——这些并非必需。
迪马可指出，任何效率上的提高，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个人生活上，都是有代价的：你消除了没被利用的时间，但你也失去了那些闲时带来的好处。
迫切地想要管理好时间，这种愿望是我，或许还有你，所共有的。而在这一愿望背后，我们不难察觉一个熟悉的动机：对死亡的畏惧。
在当代，人们继承了泰勒的效率哲学，在对个人生产力的狂热追求中，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得寸进尺了。按他们的意思，只要我们能找到正确的技巧，并保持足够地自律，那我们就能知道，任何重要事情我们都会挤时间去做，也就终于能感到快乐了。那我们就应当最大化我们的生产力——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这种思想从某些人的角度来讲，确实顺理成章——那些人，当我们更辛勤地工作，并提高了消费能力时，他们能从中获利。但它也能变成一种心理上的逃避方式。你越是能说服自己，再也不必作出艰难决定了（因为时间足够你做所有事），你就越少地感到有必要问问自己，自己选择的人生，真的选对了吗？
个人生产力被包装成消灭忙碌的良药，而它本身却是另一种形式的忙碌。于是乎，它起到了忙碌所一直起到的心理作用：让我们充分地转移注意力，以防我们去思考说不定很恐怖的问题：我们如何度过时光。“我们每日劳作时，投入超过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热情与无心，只因无暇停下来思考对我们而言是更加必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写道。他的言论似乎预言了我们的现状：“匆忙是普遍的，因为所有人都在逃避自我。”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dec/22/why-time-management-is-ruining-our-liv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