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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落日中》
索還《自由在落日中》A稿書
——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濤
袁红冰
我，一黑所有的流亡者，致書擁有世界上最巨大專制權力的国家主席胡锦濤，以自由的名羲，向你索還囚禁在中国秘密警察鐵櫃中的我的靈魂，索還我用坚硬的血書寫的史詩—
《自由在落日中》A稿。十年来，每個漫漫的長夜，我都能聽到被囚禁的靈魂在悲啸，都能聽到血寫的史詩在绳望地呼唤自由。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基於專制權力的凶残本性，中国當局對蒙古族人實施了種族减绝式的镇壓和屠殺。一幕幕惨絕人寰的悲劇，深深震撼了我少年的心靈。當时，我向内蒙古的蒼天和大地發誓，一定要為死於暴政的人民申张正義——讓那些美麗、善良、高贵的心靈在我的小說中複活；镶我的小說成為被摧残的蒙古文化千年不朽的生命形式。

经過二十多年艱難的秘密寫作，我於一九九二年完成了小說《自由在落日中》，可是，一九九四年三月国家安全部按照專制暴政的政治邏辑逮捕我之際，同時，指令内蒙古国家安全廳和北京國家安全局，分别在内蒙和北京兩地，查獲了我存放在父母家中和一位學生姑母家中的小說手稿和软碟。一九九四年底，國家安全部以终生流放贵州為條件将我释放。而徙被释放的第一日起，我便開始了《自由在落日中》的重新制作。
十年忍辱负重，臥薪嘗脆。我终於完成了四部小說，其中就包括重新寫出的《自由在落日中》，我将其稱為B稿。而把秘密警察原来查獲的手稿稱為A稿。《自由在落日中》B稿的「作者自序」中，對這兩份手稿的命運有簡要說明，如果胡锦濤主席感興趣。可以一閱。
專制暴政下人们命運的悲剧和心靈的痛苦。是我所有四部小說的背景。但是。這些著作並非要點燃復仇的火焰。因为，我還不會低级到如馬克思、列寧、史達林和毛澤東之辈，等而下之如江澤民之流，以在人間播種仇恨来實现自己的理想；因為，我是以大悲憫之心注视中国的苦難命運。那麼，我為什麼要把幾乎全部生命做為祭品，献给小說的創作呢？首先，请允辞我引用袁紅冰小說體自傳《文殇》
中的段話做为回答。
‘在现代專制政治下，靈魂純潔的中国男女迸溅在苦難命運中的血淚是珍贵的，但是，只有那血淚昇華為詩意，只有高贵、自由、美麗的人格能徙血海淚滔中沐浴而出，那珍貴之處才能成為曆史的金色文化遺產。而在沉默中，那殷紅的血，銀色的淚，将随著時間無聲的流逝而腐爛。’
‘共產黨官僚集團在摧残自由精神的過程中，不僅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恶。而且，他们還想要毁屍滅跡，還企圖用思想專制的丧布，遮蓋受害者的纍纍白骨；用御用文人为獨裁者歌功颂德的文章，掩埋浸透中国遼闊大地的血淚。在共產黨官僚集團半個多世纪的统治中，除了受到嚴酷鎮壓的幾件屈指可数的思想、文學作品之外，再也没有任何高尚的文字，配展现在陽光下。’

‘蘇格拉底曾說，知識就是美德。然而，中國文人的醜態卻往往使曆史確信，知識乃是卑鄙。且不說百萬御用文人根本不願意记住專制政治造成的人間悲劇，就是那些自命清高的作家和學者，也極力使自己忘卻他們曾经從中走出的腥風血雨，他們是為了物性的生存而忘卻。並为了在專制政治下攫取更多的生活资料，獲得能令瘦屁股或者肥腿的女人倾慕的名譽、地位，而撰寫出一篇篇散發出庸人裤檔氣味兒的所谓小說，所謂詩歌，所謂學術作品。但是，他們的心早已在忘卻中腐臭了——在對血淚的忘卻中。’
‘即使十二億人都可以忘卻，即使有一天連做生命之源的太陽也會忘卻，但是，袁红冰絕不忘卻。他要在，他已经在坚硬的記憶上，刻出了高尚、華美的人性，刻出了可以令萬年曆史都為之悲泣的峻峭的詩意。他之所以這樣做，也是為了安慰那惨死於现代專制下的千百萬冤魂，因為，能讓他從睡夢裏猝然驚醒的，只有狂暴的雷電和無敷鬼魂在漫漫長夜中的悲嗥；他之所以這樣做，也是為了讓一滴真實人性的血，在共產黨官僚集團通過無恥文人的筆觸伪造的曆史上，迸溅為秀色千古的詩意之花。他希望，那猩红觸目的血跡能夠成為中国人走向生命的真實和真實生活的起點；他之所以這樣做，也是為了發出一聲孤獨的正羲呼唤，對美麗人性的呼唤，因為，如果只由於對凶残的專制政治的怯懦，而把那一馨呼唤永速禁錮在残破的心間。他将羞愧得只能把頭顱藏在裤檔裏生存；他之所以這樣做，也許是為了以《自由在落日中》，做為東方文化復興運動的啟明星，因為，他已经確信——中国人墮落的人格使他確信，只有在文化復興的火焰中，忍受焚身的痛苦，中国人腐爛於精神專制的靈魂，才能得到具有火焰神韻的净化，才能得到辉煌的再生。重鑄中華文化之魂，這是中國民主命運的精神前提，而理由则在於，偉大的命運只属於高貴的人格，庸俗、低賤的靈魂和充满物慾的心不配，也不可能成為燦爛史詩的起點，即使以民主的名羲，也不可能。’
胡锦濤主席不知是否思考過這样的問题——為什麼共產黨奪取全国政權以来，巨大的社會悲劇總是前後相接，連绵不绝？以至於曆史已经發展到二十一世纪，中國的下岗工人、民工、農民，以及善良的民辦基督教信徒和法輪功學员，卻仍然要在「前無古人，後無来者」的官僚整體腐败的背景下，承受深重的人間苦難。
發生上述情况的基本政治原因就在於國家權力的官僚寡頭集團私有制。私有制的國家權力天性上就同整個社會的利益相衡突；國家權力私有制必然要以對自由人性和民主意識的摧残做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必然要通過對社會利益的剥奪，来實现官僚集團的贪婪私慾。因此，国家權力私有制，是中國社會利益的天敵，是萬恶之源，是社會悲剧之母。
中國社會悲剧連绵不绝的精神原因之一，则在於每次社會悲剧之後，中華民族，特别是被稱為「民族智慧」之镜的知識分子，都没有能力在自由人性的意羲上，對悲劇进行哲学的、文學的、社會學的、曆史學的反省和懺悔。悲劇是由苦難舆罪恶共同構成。一個民族丧失了對於自己命運的罪恶的反省和懺悔的能力，就失去了被蒼天和真理拯救的可能，也就只能在悲劇的輪迴中接受天譴。
我進行制作，便是要使中国的苦難升華為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詩；便是要以自由人性的名義對如山的罪恶進行道德審判；便是要把中国人的心挖出来，置於人類良知的烈焰上烧灼；便是為這個早已物慾化和私慾化的民族，召唤真實的情感和高贵的靈魂。

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私有制最深重的罪恶，是它五十五年的專制導致了民族人格的可悲墮落。思想是人舆物的基本分界；思想自由是人免於堕落為獸的最基本的權利。言論自由则以思想自由為靈魂，並成為思想自由的生命形式；没有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也就死了。國家權力私有制最基本的政治衝動，就表现為剝奪人的言論自由，從而壓抑人的思想自由—
而且是以鐵舆血的力量来剝奪與壓抑。失去思想自由的人，只能堕落為物，他的心靈只能在物慾中腐爛；以残暴的国家恐怖主羲的名羲，迫使人們違反良知，颂揚專制權力，则只能造就卑贱的奴性，只能使人的生命成為谎言。就這樣，曾经舆太陽同在的中華人格，便堕落为骯髒物慾和卑賤奴性的象徵，便成為被真實人性遗棄的無恥谎言。
但我仍然相信，總有一天，中華民族會在人格堕落的深渊中，冷峻地反省和懺悔自己的罪恶，並以這種反省和懺悔做為民族人格的道德復興起點。而道德復興同时也是中國的文化復興。理由只在於，文化復興之魂，便是鑄造美麗、高贵、自由的人格；中華民族是否能擺脱天譴，创造出與自由人性一致的民族命運，根本上也完全取决於這個民族是否還有能力創造出英俊秀麗、國色天香的一代風流—
没有美麗的民族人格，就不可能有偉大的曆史和光荣的命運。而我的創作，将是中国文化復興運動晨光中的一縷朝霞。
人類的文學史中，很少有誰能重新創作出被毁掉的史詩。因為，文學的靈感如同少年的神韻，一旦逝去便永不回還。但是，我卻做到了人难以做到的事情。秘密警察查獲了《自由在落日中》A稿之後，我又再次完成了《自由在落日中》的創作—
是那無数死於暴政的鬼魂的悲啸，给了我超人的意志。而在勇敢的趙晶女士的幫助下，我的書稿已經秘密带出國外。
今天，值此《自由在落日中》即将由博大出版社出版之際，我向你，專制中国的国家元首，索還被秘密警察没收的該書的A稿。你也許不理解，既然書已经要出版了，為什麼還要索還A稿。如是，我可以幫助你理解。
《自由在落日中》A稿是我二十年心血的结晶，是我詩意豐饒的生命遗跡——那就是我青春的靈魂。
我當然有權利索還我的靈魂。
更重要之處在於，《自由在落日中》A稿的命運是一個峻峭的象微和明確的预言。做為象微，她将向未来的千年訴說中国專制的暴虐，同时也将證明自由意志的堅韌與顽强；做為预言，她展示出摧残思想自由的暴政必将崩潰的前景。
我索還《自由在落日中》A稿，就是向專制權力索還本應属於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
為了出版自己的著作，不得不離開落满我情感紅葉的祖國，流亡海外——這既是我的悲哀，也是做為国家主席的胡锦濤先生你的恥辱。
悲哀在於，當自由、民主和人權的觀念已经被视為人類的最高價值時，我卻仍然不得不這實现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承受颠沛流離的苦難命運；恥辱在於，一個曾经有五千年文明的國度，仍然重複著中世纪黑暗的政治羅辑，而你，现在是這個国家的统治者。
悲哀已经深深烙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但是，将《自由在落日中》A稿還给我，则可以成為洗刷恥辱的起點。
榮耀在上，恥辱在下。且看胡锦濤主席如何抉擇。
二O0四年十月二十七
（《自由在落日中》於二OO四年首版出版之際，作者致其時的中共最高领導人胡锦濤的公開「索還信」，原收錄於《文化舆命運》——袁红冰流亡文選，二〇一四年亚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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