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
在这所中国顶级学府里，揭开漂亮的指标、体面的成功，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正面临普遍的困境：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精疲力竭。
“在北大和清华，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名词就是‘卷’，简言之就是一种因竞争而起的精力消耗和浪费。”李华说。人人都处于经济学所说的囚徒困境中。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曾总结：“北京大学学生的学习特点——以绩点为中心，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关注绩点，关注每一门课的绩点。”绩点让前途、出路这些看似还遥远的事情迅速压在刚刚从高考中脱身的孩子们身上。“不管你未来走哪一条路，绩点都是基本保障。”
绩点的背后是高等教育功能的变化。如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时代，学位不断膨胀、学历持续贬值，高等教育成了精英人才选拔的代理机制。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大学对学生的考核标准变了。从1998年开始，成绩评定有了优秀率和不及格率的要求。这个原则意味着考试评价不仅考查对知识的掌握，更要评价学生在群体学习中的相对位置，考试演变成当下同辈之间的竞争，分数成了未来竞争的工具。
高绩点不仅要求埋头苦学，更要求理性经营，在得失之间谨小慎微地做出选择。刘云杉在研究中分析：“所有课程参与计算，就课程对绩点的贡献来看，除了学分大小有差异之外，课程的其他特征都被夷平了。”
在被绩点统治的世界里，一个学生可能很成功，但根本没成长。刘云杉访谈过一个孩子，在大学，他完全按照高考逻辑获得了绩点上的“成功”：“我专业的实际水平可能是倒数，但绩点一定要排在前面。大三有一门必修课，平时作业抄室友的，课程考试70%都出自往年的试卷，助教可能再出20%的新题，老师再出10%的新题。我在BBS上把能找到的试题全部打印出来，追着助教一道一道问清楚；我还巧妙地将助教出的20%考题给套出来了，最后这门课竟然得了95分！裸分第二名！我自己都惊呆了，因为我真的什么都没学会。”
同样的逻辑并不只在绩点上体现。今天的大学，学生可以做学生工作、参加各种比赛、申请出国项目、实习等等，每一项都可以出现在未来的履历上，成为日后参选社会精英的资本。是否能够学到东西、是否属于自己的兴趣范畴不再是从事这些活动的唯二评价标准，它在履历上的含金量是必须要考虑的。于是，这又成了一种“卷”，为了不落后于同学，陷于被动，每个人不得不把自己的简历尽可能地填满。学生工作也被尽可能地利用起来：每年评奖学金的时候能在综合测评里加一两分，如果学术表现不太好的话，可以有靠学工经历保研的机会。另外，一些用人单位也会看重简历中的学工、社团经历。
捷径对应的就是“攻略”。刘云杉发现，在大学里，学生们和平级同学的关系变得疏离，但和学兄学姐的关系却变得紧密。他们之间的竞争性弱，而且后者能成为“攻略”的提供者。绩点和攻略逻辑背后充满了精明和算计，外界很容易给出评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采访大学老师，没有一个人忍心给年轻人扣帽子。
每一代孩子都背负家庭的期许，但现在的孩子背负的期许越来越沉重。“在我那一代人的成长故事中，社会结构是开放的，有一个比父母更好的未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在，更年轻一代要超过父母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刘云杉认为，“当下的中产阶层焦虑就在这里，即使不再要求子女如自己一代那样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也需要防止后代跌落，害怕被甩出去。教育在此，已成为一种防御性策略，不参与即出局。”
“高校招生变成一场依据分数高低进行的拍卖，状元及其分数成为招生市场竞拍中的标的物，手持高分者待价而沽，交易的条件为高额的奖学金和所谓的热门专业。”招生部门告诉刘云杉，考生在选专业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用足分数”。利用规则，用精巧的计算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逻辑早在大学之前就被种植在了年轻人的头脑里。然而，这样的逻辑正将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置于危险的境地。
“自我防护的需要演化成了安全至上的意识。家长和学生都习惯了进行人生设计，奔着一个确定性而去。他们不愿冒一点风险，一定要走最稳妥的路线。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要抓住每一次机会，我只有抓住机会才越有机会。”渠敬东说，“可是，有竞争就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能达成目标，或者说大部分人都达不到。很多学生因此处在一种恐慌之中。他接受不了事情不按照预想中那样进行。”
更深刻的精神危机潜藏在一次次的自我怀疑里。张明是清华大学六字班的学生（清华“黑话”，六字班就是2016年入学的）。回想自己的成长，他觉得“小红花”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表现物：“从小到大，大家都在追求‘小红花’，但其实小红花本身并不蕴含任何价值，它是一个符号，象征自己胜过他人。至于获得小红花做的事情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当我们接受小红花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隐含的意义：我要在竞争中胜过他人，我接受这样的竞争规则。”
“突然间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每天早晨爬起来，拼命地赶DDL？如果是为了拿一个好的绩点，那我为什么要一个好的绩点？”我把自己问住了，我发现后面有无穷无尽的问题，结论就是曾经支持自己的那些意义其实都是虚幻的。
从那以后，张明看到了规则的荒谬。“那时我非常困顿的一点是，我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在一把刻度鲜明的尺子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感觉到整个校园、整个社会到处都是巨大的尺子，从天连到地，所有人都在尺子上，拼命向上爬，时时刻刻能看到自己所在的位置。这太可怕了。”“对这个规则的接受在上大学之前是非常顺畅的。但进入大学之后，你马上就会发现，你手上的小红花贬值了，接着，你发现你再也无法通过不断地获得小红花来维持自己学习的意义感。”
在被打磨成相似的“原材料”的过程里，孩子们失去了宝贵的鲜活经验和成长的多种可能性。从前，老师们认为最好的中学生是课外书读了很多的孩子。现在，绝大多数进入顶级高校的孩子都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真的读了很多书的，考不进来”。在多年的训练里，年轻人真实的学习能力被剥夺。
这场经历不仅是学习中的寻找，更是不断的辨析，甚至背弃家庭及社会的期待。他告诉刘云杉：“我的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不过是社会流动的跳板，用我们地方的老话就是‘兴盛了’，家人看你上北大了，就是要当大官了，挣大钱了……庆幸的是，这些年我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
https://mp.weixin.qq.com/s/ilNVG-fabWHU34De5NPGSA
在这所中国顶级学府里，揭开漂亮的指标、体面的成功，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正面临普遍的困境：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精疲力竭。
“在北大和清华，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名词就是‘卷’，简言之就是一种因竞争而起的精力消耗和浪费。”李华说。人人都处于经济学所说的囚徒困境中。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曾总结：“北京大学学生的学习特点——以绩点为中心，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关注绩点，关注每一门课的绩点。”绩点让前途、出路这些看似还遥远的事情迅速压在刚刚从高考中脱身的孩子们身上。“不管你未来走哪一条路，绩点都是基本保障。”
绩点的背后是高等教育功能的变化。如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时代，学位不断膨胀、学历持续贬值，高等教育成了精英人才选拔的代理机制。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大学对学生的考核标准变了。从1998年开始，成绩评定有了优秀率和不及格率的要求。这个原则意味着考试评价不仅考查对知识的掌握，更要评价学生在群体学习中的相对位置，考试演变成当下同辈之间的竞争，分数成了未来竞争的工具。
高绩点不仅要求埋头苦学，更要求理性经营，在得失之间谨小慎微地做出选择。刘云杉在研究中分析：“所有课程参与计算，就课程对绩点的贡献来看，除了学分大小有差异之外，课程的其他特征都被夷平了。”
在被绩点统治的世界里，一个学生可能很成功，但根本没成长。刘云杉访谈过一个孩子，在大学，他完全按照高考逻辑获得了绩点上的“成功”：“我专业的实际水平可能是倒数，但绩点一定要排在前面。大三有一门必修课，平时作业抄室友的，课程考试70%都出自往年的试卷，助教可能再出20%的新题，老师再出10%的新题。我在BBS上把能找到的试题全部打印出来，追着助教一道一道问清楚；我还巧妙地将助教出的20%考题给套出来了，最后这门课竟然得了95分！裸分第二名！我自己都惊呆了，因为我真的什么都没学会。”
同样的逻辑并不只在绩点上体现。今天的大学，学生可以做学生工作、参加各种比赛、申请出国项目、实习等等，每一项都可以出现在未来的履历上，成为日后参选社会精英的资本。是否能够学到东西、是否属于自己的兴趣范畴不再是从事这些活动的唯二评价标准，它在履历上的含金量是必须要考虑的。于是，这又成了一种“卷”，为了不落后于同学，陷于被动，每个人不得不把自己的简历尽可能地填满。学生工作也被尽可能地利用起来：每年评奖学金的时候能在综合测评里加一两分，如果学术表现不太好的话，可以有靠学工经历保研的机会。另外，一些用人单位也会看重简历中的学工、社团经历。
捷径对应的就是“攻略”。刘云杉发现，在大学里，学生们和平级同学的关系变得疏离，但和学兄学姐的关系却变得紧密。他们之间的竞争性弱，而且后者能成为“攻略”的提供者。绩点和攻略逻辑背后充满了精明和算计，外界很容易给出评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采访大学老师，没有一个人忍心给年轻人扣帽子。
每一代孩子都背负家庭的期许，但现在的孩子背负的期许越来越沉重。“在我那一代人的成长故事中，社会结构是开放的，有一个比父母更好的未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在，更年轻一代要超过父母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刘云杉认为，“当下的中产阶层焦虑就在这里，即使不再要求子女如自己一代那样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也需要防止后代跌落，害怕被甩出去。教育在此，已成为一种防御性策略，不参与即出局。”
“高校招生变成一场依据分数高低进行的拍卖，状元及其分数成为招生市场竞拍中的标的物，手持高分者待价而沽，交易的条件为高额的奖学金和所谓的热门专业。”招生部门告诉刘云杉，考生在选专业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用足分数”。利用规则，用精巧的计算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逻辑早在大学之前就被种植在了年轻人的头脑里。然而，这样的逻辑正将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置于危险的境地。
“自我防护的需要演化成了安全至上的意识。家长和学生都习惯了进行人生设计，奔着一个确定性而去。他们不愿冒一点风险，一定要走最稳妥的路线。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要抓住每一次机会，我只有抓住机会才越有机会。”渠敬东说，“可是，有竞争就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能达成目标，或者说大部分人都达不到。很多学生因此处在一种恐慌之中。他接受不了事情不按照预想中那样进行。”
更深刻的精神危机潜藏在一次次的自我怀疑里。张明是清华大学六字班的学生（清华“黑话”，六字班就是2016年入学的）。回想自己的成长，他觉得“小红花”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表现物：“从小到大，大家都在追求‘小红花’，但其实小红花本身并不蕴含任何价值，它是一个符号，象征自己胜过他人。至于获得小红花做的事情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当我们接受小红花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隐含的意义：我要在竞争中胜过他人，我接受这样的竞争规则。”
“突然间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每天早晨爬起来，拼命地赶DDL？如果是为了拿一个好的绩点，那我为什么要一个好的绩点？”我把自己问住了，我发现后面有无穷无尽的问题，结论就是曾经支持自己的那些意义其实都是虚幻的。
从那以后，张明看到了规则的荒谬。“那时我非常困顿的一点是，我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在一把刻度鲜明的尺子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感觉到整个校园、整个社会到处都是巨大的尺子，从天连到地，所有人都在尺子上，拼命向上爬，时时刻刻能看到自己所在的位置。这太可怕了。”“对这个规则的接受在上大学之前是非常顺畅的。但进入大学之后，你马上就会发现，你手上的小红花贬值了，接着，你发现你再也无法通过不断地获得小红花来维持自己学习的意义感。”
在被打磨成相似的“原材料”的过程里，孩子们失去了宝贵的鲜活经验和成长的多种可能性。从前，老师们认为最好的中学生是课外书读了很多的孩子。现在，绝大多数进入顶级高校的孩子都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真的读了很多书的，考不进来”。在多年的训练里，年轻人真实的学习能力被剥夺。
这场经历不仅是学习中的寻找，更是不断的辨析，甚至背弃家庭及社会的期待。他告诉刘云杉：“我的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不过是社会流动的跳板，用我们地方的老话就是‘兴盛了’，家人看你上北大了，就是要当大官了，挣大钱了……庆幸的是，这些年我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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