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观察日志

我们不为2023年说好话

一万个例子，都可以指明一件事：尽管政治学家对全球化前景忧心忡忡，但对怀旧的情绪，却率先完成了全球化，不分中外，天下趋同。

面对这种状况，刻薄者会讽刺人类文明进程进入贪吃蛇时刻，深邃者则会觉得人们的踟蹰，是一种矫情。至于为什么怀旧会像瘟疫一样弥漫世界，却少有人谈及。

时至今日，尽管依旧会有硬汉把这种情绪视为软弱，但却没有什么人再会把它当作疾病了。甚至还被当作了一种向上的力量，比如无数相关论文指出，怀旧可以增强人的社会联系感，是驱散孤独感的火把，可以给人一种精神稳定的力量。

而传媒艺术家博伊姆则在其著作《怀旧的未来》中指出：怀旧并不只是关于过去，也有可能是前瞻性的。人们所怀念的或许并不仅仅是外化的表征，更有可能是对未来何处去的思考。

基于此，当2023年全球陷入怀旧情绪的状况，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怀旧的背后是失望和疲惫。

记得在2022年底，人们对新的一年充满希望，觉得一切终将回归正常，为这个年头赋予了很多想象。但时至今日，坦白地讲，2023年是不尽如人意的一年。

在宏观层面，预期的乐观情绪无一兑现。在微观层面，每一个人都在时代的焦虑漩涡中感到不安。身处其中，我们会为了各种话题争吵，性别的、政治的、感情的以及各种有的没的。

世界震荡的蝴蝶效应，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巨变，让人清晰无误地感受到：

往日不再。

2023年，我们告别了全球变暖，走向更糟糕的时刻。

“全球变暖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时代到来。”在酷热的7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这样说到，你可以将其视为警告，也可说是无奈的句号。

在一些环保主义者看来，2023年也可以被称为动物起义之年，各种动物通过自己的“愤怒”试图推翻人类文明的暴政。

2023年，我们迎接愤怒。

除了气候异常带来的情绪变化（中外研究都有证明气候变化影响人类心理健康的结论），经济压力与社会问题都让人们变得更加愤怒。

一个证据是2022年盖洛普全球情绪报告。报告在调查122个国家中的12.7万人后发现，人们的不快乐指数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近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在受访前24小时感受到了愤怒的情绪。

而这种情绪转化成了对政治的不满，这一点在西方国家显得更为严峻，2022年爱德曼信任度调查报告，在收集了28个市场的36000名消费者的反馈之后，他们发现大多数人都认为现有制度未能解决当前问题。

全球游行追踪印证了民众的愤怒，该平台汇总的数据显示：近两年，全球各地针对经济问题的抗议与游行数量变得越来越多，2022年较2021年多出了45场针对经济问题的游行。

年轻一代身处其中更显艰难。更宏观的数据显示，Z世代的乐观情绪正在逐年走低。无论是糟糕的生态问题，还是颓丧的经济问题，都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我们的未来被上一代偷走了的悲情。

尽管总有人会嘲笑这些怀旧词句的效力，但在整个世界趋于保守的当下，从过去的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当下面对经济泥潭更不知所措的阿根廷，刚刚选出的政治素人米莱，都证明了看似抱怨的愤怒，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现实生活：从未知走向未知，从风险走向更大风险。

尽管临近年底，照例应该为刚刚过去的一年说些好话，但面对如此混乱且令人疲惫、像个高压锅的一年，任何确定的、乐观的话语都会显得虚伪。

过去我们还会用《xxxx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作为题目，但如今我如果要说我们对新的一年有什么期许，那么我们希望人们在愤怒之外，能够拥有更多怀疑与冷静。

这一年，我们在互联网上见过太多以正义为名的“猎杀”了，它们造成的人间悲剧，都在告诫着人们，着急寻找一个答案的鲁莽，往往会让寻求正义变成可怕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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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区记者手记丨惨痛的底色是贫穷

第二天、第三天，我都待在大河家镇的几个村。我听到更多的死伤，有的被屋顶砸中脑袋，有的梦里被墙掩埋，有的一家四口遇难，有的儿孙皆亡。我也跟着灾后房屋安全排查的工作人员看了更多的危房，裂缝、缺口、碎玻璃、倒掉的屋檐、歪斜的墙壁，比比皆是。陈家村和韩陕家村的村支书告诉我，初步的评估结果是两村约80％的房屋“不得入住”，加起来超过1000户。

当地民居的典型情况是，一个小院，院墙是空心砖砌成的；三间偏房，很可能是土坯房；三间正房，砖木结构，墙壁、玻璃、门楼看上去很新，但走到里面去看，连漆都没有，更别说好家具了，水泥也不好，用手就能扣下来。

村子的样貌也类似。拿韩陕家村来说，主干道修得不错，道路两旁的房子统一刷成黄墙，底部还有灰色的墙砖花纹。震后，这种墙很多倒塌了，才露出里面泥墙或者空心砖的底子。而离主干道越远的社（小组），房屋就越难看。

起初我对这种现象不太理解，以为是农村常见的“装门面”。采访后才知道，这和扶贫政策有关，之前土坯房、泥房很多，从 2016年开始，积石山县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危房改造，最终实现了全县“无一户危房”，有危房的村民每户给补贴，建正房，补贴2万到2.5万。建偏房，补贴1.5万。最困难的贫困户，村里雇工程队建房，墙壁、门楼有额外的补贴。道路两旁的墙漆，也是这时候县里统一刷的。

所以，很多村民的房子“新老混居”，既有老房子，也有新房子，都图便宜，用的材料不好，新房子盖好后也没钱装修，墙壁大门外面看上去很新，里面则不成样子。不管是村里盖还是自己盖，危房改造的主要验收标准是间数和人均居住面积，对于抗震则不大关注。

还有个情况是，新房子往往更大，也更冷，有人没装火坑、炉子。夏天住新房，冬天住老房，地震来了，新房没倒但没人住，老房坍塌砸到人，舍老汉的几子孙子就是这么死的。

如果在地震前开车穿过大河家镇，说不定我会觉得这是个面貌很不错的新村子，哪知外表堂皇，里面却是这样的贫穷和荒败。

房子是这样，当然不抗震。房子盖成这样，当然是因为穷。韩陕家村的村支书说，2020年脱贫的时候，他们人均年收入有8000多，疫情三年下来，不进反退。

https://china.caixin.com/2023-12-22/102148899.html

涿州图书人，还没走出那场大水

8月11日，一打开库房的门，我傻眼了，所有的书架都倒在地上。书一泡水膨胀，会把搁板都顶掉，书散了一地，1000多平方的库房全军覆没。以前都是把书当成孩子一样去爱护，花了20年一点点积累起来的，是两代人的心血，心都碎了，我有几个20年呢。本来想好了不哭，我忍着没出声，那个眼泪就流。这要是一场梦就好了。

从十几岁干到现在五十多岁，干得太累了，本来过两年就想退休了，为自己活一次。现在货都没有了，那么大一个库房空了，上次把它摆满花了6年，也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再把它摆满。

这下没法退休了，养老钱都没攒呢，房子也没买，一辈子光租人家的房子了。33岁的大儿子买了房，就在涿州，挨着孙子的学校买的，想着以后好上学。拿钥匙接房要4万块钱，这钱拿不出来，房就一直空在那里。现在想卖掉抵债也不行，这个“水城”的房子人家都不要了。

转行更不可能。在这个行业做生意，我们欠别人的钱，别人也欠我们钱，都是这样。只能承诺慢慢还，别人欠我们的，人家说只还一半，因为他也受灾了。

一下子损失了400多万，我家谁也不提这回事，心里都明白，一天天的就这样过。老公发过朋友圈，亲戚里除了他姐姐打电话问了一声，其他兄弟姐妹一句话都没有，可能是怕我们借钱吧。我跟婆婆说我们家完蛋了，几百万没有了，她还笑，说那个书就晒一晒、吹风机吹一下照样卖。

现在想贷点利息低的款，把生意重新运转起来，但是我们不够资格——开够300万发票的公司才能贷，我们卖不到那么多钱。

我把喜欢的书挑进书库的办公室里，有不少签名本、绝版书，现在吸水膨胀后，卡死在书架上，比砖头还硬，拿都拿不出来。发水后的三个月，我们基本就在整理库房，从东倒西歪的书架中间，把好书一本本捡出来。本来应该用水清洗一遍，因为着急恢复，地下都是一层泥，想之后再用拖把拖一下。我是坐着铲车进书库的，第一眼看水腿都发软，觉得很不真实，一切都没有了。

做书店很有意思，挑书像寻宝一样，遇见好书就想收藏，越留越多。要是有人打电话说要卖藏书，我立刻就会兴奋，把其他事都往后推，再晚也想去看看。

之前收过两位老教授的书，老人住的地方没有电梯，他们腿脚不好，就把老房子卖了，要搬家去住一楼的新房。老太太不舍得卖藏书，这些书跟了她一辈子，其中一些还是她父亲留下的。她父亲留过学，文革前就把一部分书埋在院子里，没过多久抄家的就来了。风波后他们把书挖出来，给每本书都包了书皮，写上书名，字迹清秀整洁。我当时还说，这些书在书店里展示，摆在旧书架上恰到好处，他们就说要把书都送给我。

去收书的那天，我给两位老人跟书拍合影，老爷子突然哭了起来，老太太也跟着哭。我提议干脆直接搬到新家去，他们犹豫了一阵，想要，舍不得，又不得不舍，最后还是让我拿走，说自己万一哪天不行了，不想这些书没有一个归宿。我答应会把这些书的箱子编号，如果想要什么书，可以找我拿。他们很高兴，各自选了一本留念，老太太选了叶嘉莹的诗集，老爷子选了咖啡和摄影书，其他的都让我带走了。现在这些书全泡了，要是老教授找我要书，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

还有一位编辑，他的父亲、爷爷都是做学问的，他放在我这儿的书很多是孤本，是祖上研究清史的文献。我给他缠了很多层胶布，结果几十箱书都泡了水，只剩下少量幸免。发水之后很久，他才鼓起勇气来看，一来就冲着自己的书去了，四十多岁的人看得直流眼泪。一本本书拿起来翻阅，嘴里念叨着“还能打开呢”。

本来我想退休之后，用自己喜欢的藏书，开一家像样的旧书店，可以没事修一修坏掉的书。我收藏了一堆好书和稀奇古怪的好东西，应该能给人震撼的感觉。这个计划只能搁置了，二十年收藏的东西，很多再也找不到了。

从发水到真正进入书库，中间隔了近10天。这期间我脑海里过了很多场电影，做了很多心理建设。几十年的心血付诸一炬，好像应该很痛苦，但其实很平静，事情就是这么发生了，只能接受。

涨水后那几天，我做了一个Excel表格，书库3400平方米，有280万本书，7000万码洋，如果这一切都失去了，感觉也可以承受。当我们穿着水裤、雨鞋，划着皮划艇进书库，看到死鱼的时候还能故作轻松地笑，但看到一本本倾注心血的书泡在烂泥里，谁也笑不出来了。里面有创业之初收获很多教训的书，有特意给至亲好友留的绝版书，有古法手工制作的一整张百米大纸，都淹了个干净。

我们8月初在天津找了新的库房，有5000平方米，涿州的库房已经退租了。八月十几号，大货车才能开进去清理，前前后后花了一个月时间，清污、人工，都需要费用，搬一次家拉了十几车，也要花几十万。被水泡过的书全部卖掉化纸浆了，那些书没法阅读，也没有任何用。

几年前，行业发展势态蛮乐观的，我们能花1000万买下一套漫画书的版权，现在可能没有这样的胆量和魄力了。近几年是对出版行业很有挑战性的时期，没有太多利润了，要么用更差的纸张印刷，要么降低内容的品质，也许有一天，大家拿着钱也很难买到好书。尽管从来没把商业放在第一位，我们也不得不更加务实。

以前我对录视频做推广有点抗拒，习惯躲在幕后做内容。洪水之后，我把出镜访谈当成了必须做的工作，只能往前冲。不吆喝，书可能就真的没人来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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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渣男”满天飞，意味着什么？

在通俗文化中最能看出这种心态：网文圈近年来流行“双洁”，就是要求恋爱双方都得是初恋，无论是情感还是身体，且从一而终，才能符合道德标准。

当然，某种意义上，这也算是进步，因为这好歹摒弃了先前男性以“风流”为荣的社会叙事，迫使男性不能轻易背叛，但代价则是引入了压抑的道德教条——不难想见，笼罩在这样不可逾越的严苛红线之下，人是很难感到自由的。

如果分手，那必须证明对方道德败坏，而自己的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绝不能自己主动“背叛”，不然就显得主人公“道德败坏”，也就是说，一旦建立起亲密关系，就不允许重新选择，无论是否适合自己。

根据这种想法，根本不存在正常的分手这种可能——那似乎是一个天真的想法，毕竟两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也完全有可能婚姻出现问题。

如果道德标准只是用于私德和自律倒也罢了，问题是，为了迫使他人恪守，这往往会涉及惩罚机制。这些原本可以分离开来看待，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公私域分明。但在当下国内社会的氛围里，人们希望的则是用道德的威慑力来约束和控制他人私域的行为：失德的人理应遭受唾弃和惩罚，乃至社会性死亡。

然而，在一个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仅靠道德是不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法律。只要不违背法律这条底线，他人无权干涉。否则，多元的社会却受限于一元化的道德红线，越轨的行为不被允许，社会统一化，看上去整齐，却势必会造成压抑、扼杀多元、减少包容。

我的感受是，我们的社会培养出了许多拥有单一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人，他们不接受人性的复杂、不接受人会有欲望、弱点和阴暗面、不接受别人拥有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生长在这样的社会，不管男女都会觉得很压抑。

这是一个明显的悖论：按说女权最终指向人的解放，它应当侵蚀家庭权威，削弱性压抑，容忍个体自由和自我表现。然而在我们当下，很多人权利意识的高涨看似激进，结果却是转身拥抱保守的价值观来捍卫自身的利益。这产生了一个吊诡的结果：现在的年轻人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多，但他们在生活中的价值观越来越保守。

年轻一代的女性赫然发现，在男女结构性不平等的现实面前，原先的那种“解放”反倒帮男性摆脱了应承担的责任，如养家和对妻子不离不弃。

因而她们现在主张：男性应当要恪守旧道德（忠于配偶，负责养家）、承担新责任（分担家务），这样的新旧结合才能有力地改善女性的处境。而不是按照社会进步的方向，去坦然拥抱一套配合解放了的两性关系的、全新的价值观与行为模式，作为解放了的女性，既享受权利，也承担相应的义务。

或许这倒是确实能让某些具体女性的好处最大化，但与女权主义最初的目的（人的解放和自由）背离了。它用一条新的红线束缚住了男性，也同样束缚了女性。

现在，身处亲密关系的女性也失去了再选择的权利，而另一部分女性则因为选择对象处于另一个亲密关系中，被剥夺了恋爱的权利。如果她坚持，会被道德卫士（很可能是女性）轻蔑地以“小三”这个上世纪根本不存在的词污名化。当全社会都这样说了，最终的结果势必就是价值观愈发保守化。

这就是当下的复杂社会现实：当一个弱势群体想改变自身的边缘地位时，本能地会捡起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话语，至于“进步”还是“保守”则根本不是重点。

很多人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观点是否自洽，因为他们活在道德和人性现实的双重环境里，为了达成自己的利益，道德批判就很好用；但另一面自己其实也寻求被人认同、欣赏，很自然地就有五花八门的各种追求，这些追求却被自己整天用来打击他人的道德束缚住了。结果，越是压抑人性的道德教条，就越是会造成人的两面性。

换句话说，“道德”在这里其实已经不是人人认同恪守的社会规则，而是更好实现自身利益的博弈手段，已经被工具化了，完全可以选择性地遵守。

当然，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可能原本也没有现成的道路，谁都在摸索之中。不过有一点或许是肯定的：道德保守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是声诉权利时一件好用的工具，却也可能导致社会舆论的容错率更低，导致普遍的压抑和伪善。重要的不是回归某种绝对无可挑剔的道德立场，而是在法律的基础上，容许不同人都去寻求自身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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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一天

八月的一天，早上七点多，妈妈打来电话说，爸爸去世了。她夜里三点多发现的，但到七点多才给我打电话，怕吵醒我。她跟我一样没什么生活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说问了别人，好像是要给110打电话，我说，我马上就过去。下楼，开车，开了也就十分钟，就接到电话，是警察，上来就问某某处有一位老人去世，是你父亲吧？你对老人的死亡有异议吗？我愣，异议？没什么异议啊？警察说，有异议我们就把尸体拉走，没什么异议你就办手续，找社区医院找120，给120打电话吧。我就给120打电话，说家里老人去世了，120说，去世了我们就不能派车去了，找派出所找社区医院开死亡证明。这边挂了电话，警察的电话又打了进来：你给120打电话，可别说老人死了啊，死了他们就不派车，就说病危，让他们派车来，来了他们看见了情况，就能开死亡证明了。我说，刚打了，说死了。警察问，你多大岁数了？我说，五十多了。警察说，你五十多了，你这点儿生活经验都没有？我说，是啊，我也是第一次碰见这种情况。

我在空荡荡的告别厅里坐着，心里忽然非常难受，我拿着手机，找出史文朋的一首悼亡诗，那首诗很长，我抄下来几句：

From too much love of living,
From hope and fear set free,
We thank with brief thanksgiving
Whatever gods may be
That no life lives for ever;
That dead men rise up never;
That even the weariest river
Winds somewhere safe to sea.

过了一阵儿，听到里面喊爸爸的名字，烧完了，推门进去，骨骸已经从炉子里推出来，还能看出来人形，肉成灰儿了，骨架还在，服务人员用一个锤子敲打骨头，我有点儿惊讶，没想到烧完之后，还能看到一个人的形态，服务人员敲打着，问我，老人家做过手术吧？我说，是啊，做过，腰上钉过几颗钉子，他指着骨灰中的一排钉子，说，烧不坏。

史文朋那首悼亡诗，我是在莱姆的小说《其主之声》中读到的，以往我读到什么英文诗，多少会跟王星交流一下，但今年四月，王星去世了。我给她写了一篇悼文，题目叫“然而没有来世”，结尾是同样的一句“然而没有来世”，非常拙劣的技巧。我回忆了一些快乐的事情，我们一起去过枫丹白露和巴比松，去过阿维尼翁，我们还一起去了智利，采访若干个酒庄，穿越安第斯山脉，到门多萨，喝马尔贝克，吃阿根廷牛肉。其实，那篇文章没写完。我还有一些话想说——今世就足够了，人生在世就像打游戏，有时得分高，会得到点儿bonus，比如美酒和旅行，有时勘勘打成平手，但到了暮年，你会一点点输回去。我爸爸关注我的动态，夏天的时候，他躺在床上问我，“你那个小朋友去世了？叫王星？”我说，“是啊，她可能喝了太多酒了。”我爸爸也喜欢喝酒，喝的很少，原来每天晚饭时喝一两，后来不喝了，但家里还有一箱存酒，不是什么好酒，叫“百家宴”，电台里有购物节目，说这个酒如何好如何便宜，买了几箱，还送给我一箱，我早就扔了。

我和爸爸的关系不是良性的，也不是恶性的，有过一些矛盾争吵，后来彼此很客气。爸爸去世后，我有一种强烈的虚无感，还会觉得牙齿有些松动。爸爸有糖尿病，我怕自己也染上糖尿病，但我儿子提出要去稻香村买点心的时候，我还是很高兴，我会买点儿萨琪玛，忍不住一晚上就吃好几块。我爸爸给我买过萨琪玛，那是我最喜欢的点心。我考试成绩好，他还会带我去吃酸奶，和平里104路公交车总站对面有一个奶站，爸爸骑车带我去，那是我非常美好的记忆。所以我儿子提出要吃冰激凌的时候，我也很高兴，带他去冰激凌店，挑一个喜欢的口味。不过，我也警惕自己，爸爸传给我的东西，不要再传给我儿子了，那就是“胆小”，爸爸始终是一个胆小慎微之人，唠叨，我也始终是一个胆小慎微之人，心里唠叨，爸爸总告诉我，这世界多可怕，我想告诉儿子，别怕。

我很骄傲的跟在我爸爸后面往家走，我们要杀鸡了，我们要吃鸡了，我们抓到鸡了。太阳刚出来，周围有一层温暖的红色。记忆不靠谱，那应该是过年要杀鸡，那应该是冬天，可我记忆中的那个早上，阳光是那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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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坍塌致3名学生死亡背后：退休建设局干部与县城“人脉江湖”

一位遇难者家属回忆，听说坍塌后，他立刻从家中跑到体育馆，只花了十来分钟，应急救援队随后赶到。晚上7点50多分，黄毅被救了出来，但剩下的夏普声、郑权、韩佳骏迟迟没被救出。那是一场漫长、绝望的救援，持续了四五个小时，“大块大块的水泥板子压着，用手根本翻不开，要用机械，救援队来了之后基本只能干站那。后来来了一个大钩机拽板子，好几次拽了一半又弹回去。”家属们被拦在场外，焦灼无力地看着救援的艰难。站在一旁的公安忙着维护秩序，阻止围观者和附近小区住户拍摄视频，甚至走访临近街区住户的家中检查手机。

他记得，大约四小时后，佳木斯市一支应急救援队赶到，“两个大钩机，半小时就把三人都挖出来了。”男孩们身穿短裤短袖，泡在雪水里，凌晨时分被抬出来时，身体已经僵硬。

根据黑龙江省桦南县政府新闻办通报，现场于7日0时35分完成救援，三人遇难。

事故中的体育馆位于悦城广场商业综合体西侧的7号楼。根据新华社披露的信息，该体育馆于2018年7月竣工，2020年7月通过验收，使用至今不过三年。悦城广场的总包单位为黑龙江省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名叫吴立迁。裁判文书网上的多份民事裁定书显示，吴立迁出生于1970年，曾是桦南县建设局干部，现已退休。

桦南人大多不记得年纪尚轻就退休的建设局干部吴立迁，但对成为地产开发商后的吴立迁却印象颇深。一个普通桦南居民的生活，多少都会跟他打造的某个空间发生关联。悦城广场的“好日子超市”是县城最大的超市之一，下班时间总是大排长队。二楼开设的密室逃脱和剧本杀，则很受年轻人欢迎。悦城体育馆周末人满为患，经常被企事业单位包场，甚至需要提前几天预订。吴立迁建设的红馆酒店和丽舍酒店，分别是县城过去和现在最高档的宴请地，大部分人的婚宴和学子宴都在这里举行。遇难者郑权甚至家中三代都住在吴立迁建设的小区里。

我们无法确知，当时还是建设局干部的吴立迁，是如何兼具开发商身份并拿下这片“热土”。回迁户王梅告诉本刊，2008年这里数百名棚户区居民与吴立迁代表的开发商按“1:0.5”的回迁比例签订了协议，“比方我原来的房子有一平方米，回迁就只给0.5平方米，多出来的面积按每平方一千多元自己补上。”

有居民告诉我，老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太冷了，所以不少人都低价卖掉然后搬走了。还留在这里的住户，则要忍受原本就质量堪忧的房屋老化后的种种危险：一楼会漏水，路面不平整，前段时间某3楼住户屋檐整个掉下来，幸好水泥块被楼下的广告牌接住，没砸中人。此外，鹏程小区还有消防“硬伤”——入口处仅三四米宽，有一次发生火灾时消防车开不进来，只能停在外面。

对于吴立迁，王梅的评价是“还比较文明”，这是和鹏程小区街对面的另一个棚改回迁项目“学府”对比出来的。王梅邻居的店铺在“学府”所在的地块上，拆迁时被骚扰了近一个月，“每天七八个城管来店里静坐，人高马大的小伙子，早上8点来下午5点下班，让你没法做生意。凌晨两三点又有一群人拿着大棍来打砸，玻璃门碎了好几次，你不签就不得安宁。”

但张瑞记忆中更糟糕的是，这次拆迁伴随着暴力。他对本刊回忆，那时自己从工厂下岗多年，蹬三轮车为生，妻子把自建房改造为一间服装店赚钱，“儿子刚考上大学，我们就靠冬天做棉服棉裤给他攒学费，所以我跟开发商商量，能不能过了冬天再搬走。”双方没能达成一致，之后张瑞及其他没签协议的居民，房屋都遭遇了打砸：“晚上九十点钟刚睡着的时候，五六个人突然拿着砖头朝我家扔，哐哐哐，门全碎了，梁也砸掉了，冷风呼呼往里灌。”这样的情况隔两三天就出现一次，持续了一整个冬天，张瑞的妻子被吓出了心脏病。有一次，张瑞气不过追了出去，和几人打起来，被围殴至骨折。张瑞也试过报警，可他记得，警察来了后，只是不紧不慢朝打砸者喊了一句，“还不跑？”

作为县城里举足轻重的开发商，除了人情练达和商业胆略之外，是否具备与之相当的专业能力，却是一个模糊的问题。据此前媒体报道，吴立迁当年因为父亲的关系进入建设局，早期职务是单位司机。王克虽然在采访中一再肯定了吴立迁在人际和商业方面的头脑，但也表示，吴立迁并非专业出身。

按照《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21规定，“钢结构”和“大跨度建筑”，都是属于雪荷载敏感的特征，应以100年一遇的雪压设计。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100年重现期雪压为0.95kN/㎡，换算积雪深度约63.3厘米。这个数字在实际设计中还需乘以放大系数。江乔是工作近二十年的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在江浙沪地区经手过数十个大跨度项目，“2018年体育馆建造时的规范系数是1.4，也就是说积雪深度起码得是63.3x1.4=88.6厘米。”而事故当天截止晚上8点，桦南县积雪深度为32厘米，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承载极限。

结构上来说，事故体育馆采取的H型变截面结构，本就是钢结构中稳定性较低的一种，已经“逐渐被时代抛弃”。江乔指出，十年前江浙沪地区许多小城镇由于资金有限，小型公共场馆和工厂广泛使用H型变截面结构，但由于施工过程中事故频发，近年来已经逐步消失。

另一个致命的细节是，根据幸存者及体育馆常客的描述，该篮球馆只设计了一个位于东南角的出入口，并没有其他隐藏或锁住的出口。这不符合公共场馆的消防规范。而遇难者正是在逃往出口的路上被屋顶砸中。“但凡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有一个守住了，这样的失误都不会发生。”江乔说。

一家并没有多少建筑经验的新公司，为何能在当地获得这么多的公共建筑建设权？桦南县的建筑工程市场究竟是如何运转的，什么样的人有能力承接工程？“包工头”王克的回答还是“人脉”。王克表示，在桦南这样的小县城，一个项目通常会被总包单位拆解，转包给其他小公司。而小公司的资质良莠不齐，只要不怕麻烦，受得了上级承包商的气，总能得到些活儿干。王克说自己也是40多岁才转行做工程，就是看重桦南县的县城更新市场。虽然“专业完全不搭噶”，也承接了多个回迁工程，有不少是“别人吃剩的残羹冷炙，做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利润，我又半途转包给别人了。”层层转包导致利润低、施工流动性大、责任被分散，都会影响工程质量。尤其当县城建筑市场监管能力普遍较差时，遇到危险度高的大跨工程，比如大礼堂、体育馆等等，便很容易埋下隐患。

坍塌事件发生后，桦南县许多小学中学都发布通知，禁止学生接受采访，但孩子们仍然有话想说。肖彤是其中之一。他回忆已经失去的朋友，“那天穿得那么少。我凌晨一点得知消息后一直睡不着，三四点钟还在盯着窗外干瞅，想哭哭不出来，说不上来什么感觉。”赵泽凯是另一位愿意讲述的孩子。事发后，他一次次返回殡仪馆，看望自己的朋友，感觉自己将近一周“不得劲”，“没力气，不想说话，吃不下饭。”回忆过去的点滴时，他的语气中充满怀念，仿佛只要诉说不停止，朋友就能一直留在自己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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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人，不是谁的红利

从历史的长时段看，或许这两年发生的诸多事情中，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其实是人口数量开始下降。

按照官方统计，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数总量净减少85万，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当然也有人说，事实上中国人口前几年就已经开始下降，只不过官方隐而不报，现在实在遮盖不住了。这种说法是否属实我们目前无法验证，就以官方公布数字为准。而2023年，虽然全年统计数字还没出来，但根据全国医院怀孕妇女建档数据，出生人口应该不会超过800万，比2022年进一步减少，人口下降趋势更加明显。

虽然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些数字的变化，远不如疫情封控的焦灼，中美角力的诡谲，俄乌战争的惨烈那样引人注目，实质上却能透视出未来中国的趋势。

说到人口话题，不能不提到《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作者是留美学者易富贤。这本书最早是2007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大陆官方一开始对该书的定调是质疑和诋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予宣传和出版。后来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到了2013年，才允许该书删节修改后在内地出版。

这本书尖锐地指出了当时计生政策的极端和不科学，批评计生部门公布的数字严重失实甚至造假，因此被计生利益集团所仇视。书中个别数据模型可能不够严谨，然而总体论证逻辑是正确的，因为十几年后的事实证明，结果几乎都被《大国空巢》这本书言中。

仿佛一夜之间，官方的论调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身，从计生时代的极度害怕人口继续增加，变成了担忧人口减少。各种媒体开始放风人口萎缩的种种坏处，比如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下降，企业成本上升，竞争力衰退，社保缴纳人数减少等等。各路正牌或者野生国师也开始跳出来出谋划策，试图刺激、督促甚至逼迫老百姓多生孩子。正常些的就是给生育二胎三胎的发补贴，买房优惠；邪门歪道就更多了，不生孩子不准继承父母遗产，养老金多少和生孩子数量挂钩，降低女性受教育程度，等等。

这些正常或邪门歪道方法有用吗？完全没用。正常方法如果有用，发达国家生育率早就该上去了。邪门歪道更是有违法律和人类公平正义，只能引来嘲笑和唾骂。说句实话，如果早个二十年取消计生政策，城市化率还不算高，六零七零那一代人尚是生育主力的时候就全面放开生育，或许还能维持人口数量稳定。而现在大势已成，人口规模下降的事实已经不可逆转。

在我看来，从之前的计划生育到现在的鼓励生育，根本性的认知错误就是没有把人当人看，而仅仅视为实现某种宏大目标的工具。所有的政策都是围绕对政府有利的方面来设计和实施，从未将公民个人的需求和感受纳入考量。

四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资源财力不足，把庞大的人口看做拖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负担，于是就搞一刀切式的计划生育，开动专政机器强制推行，制造了扒房牵牛结扎流产的无数惨剧，并留下了男女比例失衡，几千万光棍找不到老婆的后遗症。四十多年后，由于计生政策的失误，国家未富先老，面对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养老金缴纳基础面临萎缩，劳动力成本上升削弱出口竞争力，又开始鼓动大家多生。

人又不是机器，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每个个体都应该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选择。人就是人，不是谁的红利。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幸福舒适的生活，而不是反过来，为了发展经济实现某种复兴大业让人民继续艰苦奋斗。

中国历史以来，似乎最不缺的就是人。几千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记录。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不把普通人当回事，滥用民力的事情比比皆是。中国古代科技不受重视，工匠不登大雅之党，和人口数量充足不无关系。科技发展的原动力说白了就是节省人力（先是体力，现在是脑力），但既然我中华人力用之不尽，又何必费工夫去研究科技。

步入现代，人口压力依然深刻影响着每一个普通人。住房、教育、医疗、就业、交通等等，所有涉及民生的问题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都会变得极为尖锐，也造成了普通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议价权极其弱小。

打工人为了抢工作会发生怎样激烈的内卷，想必大家都有深刻的体会。“996”、“007”、“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都是我们这代人就业时经常能听到的苛求。这些通行于中国非体制内工作的“潜规则”，都是既违反劳动法也很不合情理的。然而这个道理，你是没办法跟老板去讲的。因为需要工作的人实在太多，所以老板面对胆敢讨价还价的员工底气十足：“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滚，有的是人抢着干。”

庞大的人口基础，过于充足的劳动力供应，造就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去40多年中，可以一方面不断扩大产能，成为所谓世界工厂，另一方面却始终维持着劳动力市场的低价。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一个在世界近现代史上都从未发生过的奇景。有人为此沾沾自喜，将其形容为“人口红利”。

真的存在所谓“人口红利”吗？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早就已经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人口结构比现在还年轻，却长期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是打开国门，融入世界市场，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充裕的劳动力才转化为生产力，创造了40多年的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在其中或许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我相信绝不是主要因素，更占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开放红利”、“市场红利”。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一定要维持人口增长，为什么一定要保证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中国的人口真的已经不够用了吗？即使中国每年只有八百万到一千万新生儿出生，依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足以填满一个大城市。更何况，中国的城镇化率还只有6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在中国进一步城镇化过程中，还会有上亿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劳动力。我们的人口还远没有达到真正堪忧的地步。

当前国内隐隐冒出的这一波人口下降焦虑，其本质恐怕是某些人担心，未来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肆意的廉价购买甚至挥霍浪费劳动力了，不能靠劳动力的低价来维持出口竞争力，为大国崛起继续添砖加瓦了。

然而这种对劳动力的肆意浪费，是不正常，非正义的。凭什么中国人单位时间工资常年维持在国际中下水平？凭什么职场打工者消耗完青春，过了35岁就要面临被清退的境地？凭什么一群名校硕士博士，为了一个街道办事员的职位抢破头？难道我们希望这种情形继续保持下去吗？

在我看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中国人口开始下降，绝对是利大于弊。依靠人口数量来保持竞争力，这是一种投机的思维模式，是把发展成本都推给普通人，政府和资本尽收利益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中国的劳动者应该获得更多的尊重，工资应该逐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逐步转型。如果这些应该命题都成立，那就完全没必要变着法子想让民众去多生，更不需要某些专家出的那些歪门邪道馊主意。

经济学告诉我们，过于充沛的供给必然是买方市场，面对过于充裕的人口，政府和资本必然处在强势地位。普通人无论是在薪资方面，还是其他权利方面，都会处在被决定、被处置的一方。

人口开始下降，意味着今后人力的供应不再是无限的，政府和资本都必须调整对待人的思维。只有人口变少了，才会凸显出人口资源的稀缺性，才会提升普通人面对政府和资本的议价能力，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

未来中国要向发达国家迈进，就需要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重视每个个体，以往那种只重视集体而忽视个人的价值观不得不做出改变。哪怕还是出于什么宏图大业，也不得不考虑个体是否配合，是否愿意出力的问题。没有足够的个体，就没办法聚齐足够的力量去实现所谓大业。或许，在这个博弈过程中，一些我们期望得到的人类普世文明要素，就随之而来。

虽然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但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人就是人，不是谁的红利。人口下降，昭示这千年大变局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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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40年老校长口述：教师负担越减越重，最让我感到悲哀的两点

在我做粗略调查后的2018年6月，教育部也注意到这个现象，还成立调研小组，先后分赴东、中、西部9省18市 ，发现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额外工作负担确实过重。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要求为中小学教师减负，各地也纷纷开列“减负清单”，提出要把宁静还给学校。

这以后，2021年我又在自己的公号上发起了一次调查，主题还是关于中小学教师的负担问题。当时的背景是“双减”政策之后，各地的学校纷纷出台措施，要求教学上减负提质，还要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延时服务，结果身边反映负担加重的教师，又一次大幅增加。

当时有人把矛头指向“双减”，毕竟 “双减”后的延时服务和课后托管，确实挤占了教师的备课时间，但我们的调查表明，对教师影响最大的依然是形式主义。有的老师甚至提到，新政策后，学校要求班主任，每天要拍摄班级作业发到群里。

另一种“非教学任务”则关联着老师必须做，也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写教案，学习，培训。这些形式主义和“非教学任务”紧紧缠绕，很难区分，也不可能通过某个条文，硬性让它消失。如果这些校园内的形式主义都越来越多，又怎能要求学校守住大门，不去完成其他部门的形式主义任务呢？

但老师们为什么一定要去完成这些任务？去年有个很优秀的教师在网上公开发文章，说自己要退出“2.0培训”。这个培训要求每个老师都通过，还要同一时间去打卡，学习要计入教师继续教育系统，和考核挂钩。

这个老师就宣布退出，说第一这些知识我已经知道了；第二我觉得打卡学习没有必要；第三我不参与评优晋级和职称评定了。我特别欣赏这个老师，他很有个性，也看淡了。但这也意味着，老师想获得一些空间和自主权，就必须放弃另外一些追求。而一般的老师之所以无法拒绝，正因为这些任务的考评结果，和他们的职业前途挂钩。

量化考核还会带来其他影响，比如我们常识上会认为，评价一个班级是否优秀，需要考察的指标，一般就是班集体氛围、教室是否整洁、班级成绩等。但如果按照现在打分制的测评方法，可能就还要看，有没有运动会奖状，这个值几分；在什么活动中得过奖励，这个值几分，最后的结果就是，可能一个班级氛围很差，学习环境很不好，但关键几项有分数，就成了优秀班级，班主任也能拿到比较好的管理分数。

我也思考过现在形式主义的根源。我在外面讲课的时候也会说，现在孩子们的负担很重，小学二三年级，晚上很晚才能睡，那做辅导的老师是敬业，还是不敬业？下面老师都说，敬业。但是老师越敬业，孩子负担越重，为什么？

老师会说，李老师你是专家，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一个小老师能做主吗？领导给我施压，没达到指标，我就评不上职称了。听起来也有道理。

那怪校长吗，校长说，我哪次开会，局长不是说，学校质量完不成目标，你就下课。其实我压力更大，一方面老师骂我，一方面教育部门领导给我压力，我两头受气。听起来也很无辜。

所以那就怪教育局局长？结果局长说，哪一年我这里清华北大少一个，我被老百姓口水都淹没了，我管理区域压力这么大，我愿意这样做吗？我不想好好睡觉吗？所以我们经常说，是社会绑架了教育。

这样一来那就剩家长了。很多人说，要求减负，阻力最大的是家长。老师周末不想上课，但家长愿意上；老师想按正常的教育规律办事，家长不同意。原来责任全在家长，在社会。但真是这样吗？家长说，孩子是谁的孩子，孩子晚上12点都没睡觉，谁最心疼？所以你看，转了一圈，没有一个觉得自己有责任。

但最终，只有学生默不作声承受这一切。所以我说，最让我感到悲哀的是两点：第一，都说教育出了大问题，但找不到罪魁祸首；第二，都说教育不正常，但相当一部分人觉得正常。

说白了，教师的工作是教书育人，教书就是上课，育人就是给学生做思想工作，就这么简单。但形式主义涉及的教育问题本质在于，我们的学校究竟为谁而办？

现在很多学校动辄把办学理念挂在墙上，什么“培养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人”，什么“严谨勤奋”的校风，很概念化的语言，小孩子根本看不懂，你放办公室就完了，贴在校园干什么。这就是给参观者看的，但参观者多久才来学校一次？学生可是天天在校园里生活。孩子关心的是老师上课上得好不好，学校好不好玩，关键是这一点。

我们现在的校园缺乏童趣，缺乏儿童视角，只有把这个大背景理清楚，才谈得上，老师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们的学校，不是给上级和领导办的学校，是给学生办的学校。我想只有把这个思想扭转过来了，才能守好校园的边界。

一件事按照考核要求，按照形式主义要求，成效却不好，我们不能怪老师，而要怪自己的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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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动画纵火杀人案被告青叶真司被检方要求判处死刑

在12月7日京都地方法院举行的审判中，检方表示：“此案的受害者人数在日本刑事审判史上是最多的，这是基于对京都动画的无理怨恨而实施的报复行为。” 检方还指出：“被告基于强烈的杀人意图策划并实施了此事件，并且深知使用汽油纵火的危险性。” 被告声称：“即使受害者逃脱，烟雾和其他物质也会以惊人的速度追上他们，我能感受到他们所感受到的地狱般的恐惧与悔恨。”

检方补充道：“虽然被告关于京都动画抄袭其作品的幻觉影响了其动机的形成，但影响有限，不能成为逃避死刑的因素。”并请求判处被告死刑。

被告坐在轮椅上，身着藏青色球衣出庭。当检察官要求判处其死刑时，他微微耷拉着脑袋，几乎没有动弹。

历时三个多月的审判将于12月7日下午结束，被告与其律师将发表最终意见。预计来年1月25日宣判。

https://www3.nhk.or.jp/news/html/20231207/k10014280681000.html

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

在这所中国顶级学府里，揭开漂亮的指标、体面的成功，这些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正面临普遍的困境：在极度竞争中，成功压倒成长，同伴彼此PK，精疲力竭。

“在北大和清华，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名词就是‘卷’，简言之就是一种因竞争而起的精力消耗和浪费。”李华说。人人都处于经济学所说的囚徒困境中。北京大学元培学院院长李猛曾总结：“北京大学学生的学习特点——以绩点为中心，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关注绩点，关注每一门课的绩点。”绩点让前途、出路这些看似还遥远的事情迅速压在刚刚从高考中脱身的孩子们身上。“不管你未来走哪一条路，绩点都是基本保障。”

绩点的背后是高等教育功能的变化。如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时代，学位不断膨胀、学历持续贬值，高等教育成了精英人才选拔的代理机制。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大学对学生的考核标准变了。从1998年开始，成绩评定有了优秀率和不及格率的要求。这个原则意味着考试评价不仅考查对知识的掌握，更要评价学生在群体学习中的相对位置，考试演变成当下同辈之间的竞争，分数成了未来竞争的工具。

高绩点不仅要求埋头苦学，更要求理性经营，在得失之间谨小慎微地做出选择。刘云杉在研究中分析：“所有课程参与计算，就课程对绩点的贡献来看，除了学分大小有差异之外，课程的其他特征都被夷平了。”

在被绩点统治的世界里，一个学生可能很成功，但根本没成长。刘云杉访谈过一个孩子，在大学，他完全按照高考逻辑获得了绩点上的“成功”：“我专业的实际水平可能是倒数，但绩点一定要排在前面。大三有一门必修课，平时作业抄室友的，课程考试70%都出自往年的试卷，助教可能再出20%的新题，老师再出10%的新题。我在BBS上把能找到的试题全部打印出来，追着助教一道一道问清楚；我还巧妙地将助教出的20%考题给套出来了，最后这门课竟然得了95分！裸分第二名！我自己都惊呆了，因为我真的什么都没学会。”

同样的逻辑并不只在绩点上体现。今天的大学，学生可以做学生工作、参加各种比赛、申请出国项目、实习等等，每一项都可以出现在未来的履历上，成为日后参选社会精英的资本。是否能够学到东西、是否属于自己的兴趣范畴不再是从事这些活动的唯二评价标准，它在履历上的含金量是必须要考虑的。于是，这又成了一种“卷”，为了不落后于同学，陷于被动，每个人不得不把自己的简历尽可能地填满。学生工作也被尽可能地利用起来：每年评奖学金的时候能在综合测评里加一两分，如果学术表现不太好的话，可以有靠学工经历保研的机会。另外，一些用人单位也会看重简历中的学工、社团经历。

捷径对应的就是“攻略”。刘云杉发现，在大学里，学生们和平级同学的关系变得疏离，但和学兄学姐的关系却变得紧密。他们之间的竞争性弱，而且后者能成为“攻略”的提供者。绩点和攻略逻辑背后充满了精明和算计，外界很容易给出评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我采访大学老师，没有一个人忍心给年轻人扣帽子。

每一代孩子都背负家庭的期许，但现在的孩子背负的期许越来越沉重。“在我那一代人的成长故事中，社会结构是开放的，有一个比父母更好的未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到了现在，更年轻一代要超过父母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刘云杉认为，“当下的中产阶层焦虑就在这里，即使不再要求子女如自己一代那样实现代际向上流动，也需要防止后代跌落，害怕被甩出去。教育在此，已成为一种防御性策略，不参与即出局。”

“高校招生变成一场依据分数高低进行的拍卖，状元及其分数成为招生市场竞拍中的标的物，手持高分者待价而沽，交易的条件为高额的奖学金和所谓的热门专业。”招生部门告诉刘云杉，考生在选专业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用足分数”。利用规则，用精巧的计算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这种逻辑早在大学之前就被种植在了年轻人的头脑里。然而，这样的逻辑正将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置于危险的境地。

“自我防护的需要演化成了安全至上的意识。家长和学生都习惯了进行人生设计，奔着一个确定性而去。他们不愿冒一点风险，一定要走最稳妥的路线。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要抓住每一次机会，我只有抓住机会才越有机会。”渠敬东说，“可是，有竞争就意味着不是所有人都能达成目标，或者说大部分人都达不到。很多学生因此处在一种恐慌之中。他接受不了事情不按照预想中那样进行。”

更深刻的精神危机潜藏在一次次的自我怀疑里。张明是清华大学六字班的学生（清华“黑话”，六字班就是2016年入学的）。回想自己的成长，他觉得“小红花”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表现物：“从小到大，大家都在追求‘小红花’，但其实小红花本身并不蕴含任何价值，它是一个符号，象征自己胜过他人。至于获得小红花做的事情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当我们接受小红花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隐含的意义：我要在竞争中胜过他人，我接受这样的竞争规则。”

“突然间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每天早晨爬起来，拼命地赶DDL？如果是为了拿一个好的绩点，那我为什么要一个好的绩点？”我把自己问住了，我发现后面有无穷无尽的问题，结论就是曾经支持自己的那些意义其实都是虚幻的。

从那以后，张明看到了规则的荒谬。“那时我非常困顿的一点是，我生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在一把刻度鲜明的尺子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我感觉到整个校园、整个社会到处都是巨大的尺子，从天连到地，所有人都在尺子上，拼命向上爬，时时刻刻能看到自己所在的位置。这太可怕了。”“对这个规则的接受在上大学之前是非常顺畅的。但进入大学之后，你马上就会发现，你手上的小红花贬值了，接着，你发现你再也无法通过不断地获得小红花来维持自己学习的意义感。”

在被打磨成相似的“原材料”的过程里，孩子们失去了宝贵的鲜活经验和成长的多种可能性。从前，老师们认为最好的中学生是课外书读了很多的孩子。现在，绝大多数进入顶级高校的孩子都没有丰富的阅读经验，“真的读了很多书的，考不进来”。在多年的训练里，年轻人真实的学习能力被剥夺。

这场经历不仅是学习中的寻找，更是不断的辨析，甚至背弃家庭及社会的期待。他告诉刘云杉：“我的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期待不过是社会流动的跳板，用我们地方的老话就是‘兴盛了’，家人看你上北大了，就是要当大官了，挣大钱了……庆幸的是，这些年我的（价值观）有了很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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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大学生，有校难回

室友发现了于丽丽的不对劲，建议于丽丽去学校的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看看，“也不是期待他们能提供什么帮助，只是去倾诉一下也是好的，至少有一个出口”。

那是2020年10月，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于丽丽几乎倾注了所有的信任，将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心理老师，老师温柔的回应让她感到安慰，“至少当时没那么焦虑了”。听从老师的建议，于丽丽去一家医院做了专业的心理检测，结果显示为中度抑郁重度焦虑。没有任何犹豫，她将结果转告给心理老师。她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

两三天后，辅导员突然打来电话，把她叫到办公室，向她了解生病的情况和家庭情况。关心过后，辅导员转变了谈话的重点，开始强调她的抑郁症给学校领导和他自己造成了很大困扰，建议她退学。于丽丽“吓坏了”，她愣在原地，“本来是向学校寻求帮助的，怎么就这样了？”

于丽丽的室友被学院主任挨个叫去谈话，询问于丽丽是否有过自杀或其他过激行为。母亲和姨妈也被叫来学校，她们在混乱的情绪中与学校争取，“咬定无论如何不同意退学”。

辅导员提出让她主动休学，康复后再考虑复学的方案。于丽丽还想为自己争取，她相信自己的自愈能力，想要请假，被拒绝。她又想到20天之后就是教资考试了，她为此准备了整整一年，一年也仅有这一次机会，她希望至少考完教资再回家。辅导员再次拒绝了。于丽丽回忆，那天与辅导员、家人一起在酒店，她颤抖着按下手印，在休学申请表上签了字。

大学校园生活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回想起“被休学”的经历，于丽丽反复强调自己当年“太幼稚太单纯”，她向心理老师和辅导员“全盘托出”，才迅速被盯上，最终不得已离开学校。

这也是一些大学生的共同感受。知乎上，一则“中国大学会怎么处理抑郁症学生”的提问下面，点赞最多的几条回复为“不要试图向学校寻求心理帮助，他们只会把你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好的大学会尝试帮助你，大部分大学只求你别出幺蛾子，稍次点儿的就该劝退了”。

王雨透露，学校内部有一个红头文件，注明了对学生的心理预警机制以及突发情况的处理办法。学校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抑郁的严重程度，“只有做出了危险行为，通过专业医生、辅导员、心理老师和家长共同评估，确认这些行为会危及生命，或对他人带来伤害，才会进一步沟通，是先休学，还是家长过来陪读”。

桃子曾在湖南某高校做兼职心理咨询师，她说，很多学生来到学校的心理中心，希望咨询师替他们保密，但按照行业要求，保密原则里有一条保密例外，“如果来访者有伤害自身或伤害他人的严重危险时，或是法律规定需要披露时，是一定要上报的。如果学生状况严重需要就医，超出咨询师能力范围之外，也要征求其同意，让辅导员或其他信任的人陪同去医院看病”。在一次专业的心理咨询开始之前，咨询师需要和学生讲清楚这些例外情况，只有双方同意，咨询才会继续进行。

但这些都是最理想的情况，上海交通大学健康长三角研究院医疗管理与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蒋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现阶段的高校心理健康干预流程中，“隐私保护”未得到应有重视。“一些人缺乏这种应对能力和辨别能力，只知道动员力量阻止事件的发生就行了，而这本该是个专业的干预过程。虽然跟以前那种不闻不问的状态相比已经进步很多，但过程可能比较简单粗暴。”

休学容易复学难，这是很多因抑郁症休学的大学生面临的另一个困境。

时隔一年再次联系辅导员，对方却一直难以给出明确的复学方案和复学时间。从2021年8月拖到快10月，校方一直不同意复学。于丽丽猜测，此前另一名学生在宿舍自杀的事情让学校更加“浑身带刺”。

眼看着休学的时间即将超过一年，连续休学两年再不返校就要强制退学了，于丽丽和姨妈无奈来到了学校。无论怎样自证，校方依然谨慎。最终，于丽丽签订了一份“禁止返校”的协议，只能通过上网课修满学分，学校颁发毕业证。

阿肆曾找过辅导员倾诉，对方对她的康复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学校找来做心理评估的专家，“评估的侧重点是规避责任”，他们大部分时间在问她以前的吃药治疗，却没怎么关心阿肆现在的状态。

晓诗在休学一年后，开具了复学证明，想争取复学，却被对方说“公主病”，这种情况上学会影响其他同学，让她退学。后来另一位辅导员上任，也催着晓诗尽快办理退学手续。

接连两位辅导员的冷漠让晓诗有了很严重的心理阴影，2023年8月，晓诗从学校退学，她愤怒地给辅导员发消息：“你们就是歧视抑郁症患者。”8个小时后，她收到了辅导员满是抱拳表情的回复“老师只是希望你更好”。

如今，晓诗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被学校刺激的幻听幻视至今“没缓过来”，一想到大学校园灰色的建筑便感到压抑。她仍然计划着未来，但更多时候，她觉得毫无希望，只能靠画彩色的画尝试治愈自己。

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对承担风险与责任的恐惧，是很多学校让抑郁症大学生最不舒服的地方。不信任感在学生群体里蔓延，曾有人提问，在学校里，“是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还是有心理问题的人要被解决？”

如果没有学生的信任，学校的心理筛查很难真正触及到抑郁症较为严重的学生。根据桃子的经验，真正患有抑郁症的人，大多有强烈的病耻感，害怕被他人知道自己生病的事实。“如果患抑郁症的学生不讲，我们是真的不知道。”王雨也发现，最终出现危险行为的学生，“基本上都没有出现在重点监管名单上”。

低薪资并没有带来更轻松的工作任务，桃子的一位同学也是高校心理老师，心理咨询只是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她更多的时间花在处理学校的行政任务、其他心理工作上，每天非常忙碌、精神紧张，“她连高跟鞋都不敢穿，因为随时可能要跑去做危机干预”。

此外，目前高校的心理岗位通过行测等考试即可上任，应用测试也很好应付，通过体制内考核上岗的人，“不见得是一个真正专业的人”。而不够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不负责任的校内老师，更增加了抑郁症学生被歧视、被劝退的可能性。

公众号“偶尔治愈”曾对北京、华中、西南地区几所高校进行调研，显示学生进入学校心理干预系统的时间“大多为一周到一个月不等”。王雨发现，“不少学生为了尽量排上号，故意夸大情况，谎称自己要自杀，反而让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被挤到了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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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生成图片著作权侵权第一案判决书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图片（AI绘画图片）著作权侵权纠纷作出一审判决，据悉该案为AI生成图片相关领域著作权第一案。

原告李某使用AI生成涉案图片后发布于小红书平台；被告系百家号博主，发布文章配图使用了原告该AI生成的图片，原告遂起诉。

北互审理认为涉案人工智能生成图片（AI绘画图片）具备“独创性”要件，体现了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应当被认定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等。

1.关于智力成果的认定：“从原告构思涉案图片起，到最终选定涉案图片止，这整个过程来看，原告进行了一定的智力投入，比如设计人物的呈现方式、选择提示词、安排提示词的顺序、设置相关的参数、选定哪个图片符合预期等等。涉案图片体现了原告的智力投入，故涉案图片具备了“智力成果”要件。”

2.关于“独创性”的认定：“原告对于人物及其呈现方式等画面元素通过提示词进行了设计，对于画面布局构图等通过参数进行了设置，体现了原告的选择和安排。另一方面，原告通过输入提示词、设置相关参数，获得了第一张图片后，其继续增加提示词、修改参数，不断调整修正，最终获得了涉案图片，这一调整修正过程亦体现了原告的审美选择和个性判断......涉案图片并非“机械性智力成果”。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涉案图片由原告独立完成，体现出了原告的个性化表达。综上，涉案图片具备“独创性”要件。

3.关于作品的认定：“人们利用人工智能模型生成图片时......本质上仍然是人利用工具进行创作， 即整个创作过程中进行智力投入的是人而非人工智能模型。鼓励创作，被公认为著作权制度的核心目的......人工智能生成图片，只要能体现出人的独创性智力投入，就应当被认定为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4.关于美术作品的认定：“涉案图片是以线条、色彩构成的有审美意义的平面造型艺术作品，属于美术作品。同时，涉案图片在可以归属到具体作品类型时，没有适用“其他作品条款”保护的必要性，其不属于“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5.关于著作权的认定：“原告是直接根据需要对涉案人工智能模型进行相关设置，并最终选定涉案图片的人，涉案图片是基于原告的智力投入直接产生，且体现出了原告的个性化表达，故原告是涉案图片的作者，享有涉案图片的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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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为何毁了我们的生活？

电子邮件充当一种无限的待办事项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地往里面添加任何事项。对数字化经济中的“脑力劳动者”而言，这既是一种隐喻，又是一种交付机制，给人以这样的感觉：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数量在不断增长的任务，这种压力会让人难以承受。

我们大都体会过这种隐隐的不知所措：感觉我们的生活虽然充满各种活动（这可能让人很兴奋），但时间却脱离了我们的控制。而现在，由曼恩参与发起的“个人生产力”运动，承诺提供时间管理的建议来减轻人们的痛苦，而这些建议专为智能机与互联网的时代量身定制；这一运动正前所未有地繁荣。

提高个人生产力，也就是最大化地利用你有限的时间，这一目标已经成为了我们当代的主旋律。

然而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旨在提高个人生产力的技巧似乎加剧了他们想要缓解的焦虑。你越是善于管理时间，你越会觉得拥有的时间太少。对另一些人而言，无论是什么邮件，一想到它会让本该保持整洁的收件箱变得杂乱无章，他们就神经紧张。于是他们更加频繁地查邮件了。

时间管理理论给出的诱惑是，总有一天，一切终将置于控制之下。然而现代经济中的工作，具有无上限的特点。而如果来信源源不断，“收件箱归零法”就永远无法带来解放。——你依旧是西西弗斯，永恒地把石头滚上山头。你只不过是滚得稍微快了一点。

我们通过使自己更有效率，来应对现代生活中棘手的需求——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说高效率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呢？

关于我们的命运，一种只属于现代的现象是，我们感到有义务让自己尽可能地高效，以此来应对时间上的压力——即使这样做并不能像期望的那样缓解压力。想要通过削减工作量来换取更多时间，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通常在感觉上是不可能的。

1930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了著名的预言：在一个世纪之内，经济增长将使得我们每周工作不超过15个小时。于是人类将会面对他们最大的挑战：安排好如何利用所有空闲的时间。经济学家依然在争论，为何现实发生得与这一预言迥然不同，而最简单的答案是“资本主义”。凯恩斯似乎假定，一旦我们满足了基本需求，外加一些欲望，我们自然会减少工作。然而，我们却不断地产生新的需求。视你所处的经济阶层而定，想要通过削减工作量来换取更多时间，即使不是不可能，也至少通常在感觉上是不可能的。

泰勒想要出同样的钱让他们干更多的工作，对于这一公开的企图，工人们自然非常不高兴。然而泰勒却不是特别在意他们的幸福度。工人们只需执行，而不是去理解他新思想——“科学管理”。“适合搬运生铁的人，要符合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泰勒写道，那就是“他应当够蠢够冷淡，以至于他的精神面貌几乎更像是一头牛，而不是其它类型……他蠢到连‘百分比’这个词都听不懂。”

这种呼声不难理解：效率所承诺的事情，是你已经做过的事情，而且只会做得更好、更省钱、更快。这怎么可能有错呢？除非你处在想要把人当机器对待的那种极端（就像伯利恒钢铁厂对待工人那样），那就没有什么明显的坏处。

然而，随着20世纪的向前发展，重大的变化发生了：我们都变成泰勒了，残酷地统治着我们自己的生活。随着效率原则的根深蒂固，随着市场的精神渗透到社会越来越多的方面，而生活也变得更加个人化，这一原则被我们内化。在泰勒的时代，效率主要是用来说服（或者胁迫）其他人在同等时间内做更多工作。而现在，它却变成了一种我们用来压迫自己的工具。

时间管理带来了一种尽在掌握的感觉，而这是当今世界中的个人所欠缺的——宗教或社区的社会纽带给他们的支持日益减弱。在一个不能保证就业稳定的时代，我们必须通过疯狂工作，不断地展示我们是有用的。而时间管理则能给你带来有利的优势。的确，如果你属于日益壮大的自雇者群体，在零工经济中当一名自由职业者或者工人，那么提高个人生产力就可能对你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你“磨洋工”（这种职场恶习被泰勒视为盗窃罪），唯一经济上受到损害的人，就是你自己。

最重要的是，时间管理让人觉得在如今这种利益驱使的环境中，依然有可能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时间管理领域的预言家们暗示，只要有合适的技巧，你就可以度过充实的一生，还同时能够兼顾你老板越来越多的需求。这种承诺，“每当经济下滑时，它就会复辟，并且是有力地复辟”，格雷格对我说。特别是对于高薪阶层，时间管理用更诱人的希望诱惑着他们：获得真正的内心安宁。

正如格雷格指出的那样，最显著的一点是，“个人生产力”将调和这些需求的重担平均分配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来担当。时间管理大师们很少停下来发问，仅仅在现代经济中维持生存（维持住一份工作、偿还房贷、成为一名足够好的家长），究竟是不是真的首先需要我们达到反人性的高效率。

在二十世纪大多数年头，负责家务活的人，空闲时间一点都没有增多。相反，随着做家务效率的提高，社会因此而期望的清洁度和家庭秩序的标准也提高。现在，既然起居室的地毯可以绝对干净，那它就必须绝对干净；既然衣服再也不用是脏的了，那么对脏衣服的禁忌就更重了。

“夺回你的时间”的成员却在寻求比仅仅增加闲时更加激进的事情。他们试图全盘质疑我们功利化的时间观念，即“首先该想着做完更多事”这种思想本身。“你总是在听人说，更多闲时会对经济有好处。”约翰·德格拉夫说道。这位一点都不悠闲的70岁制片人是组织的领导者。“可是，我们凭什么要从经济的角度来为生活正名呢？这毫无道理！”

而效率导向的时间观念有一个更加隐蔽的陷阱，那就是我们开始觉得有义务“高效”利用自己的休闲时间。这种观念暗示着，为了休闲而休闲（也就是你所认为“休闲”该有的全部意义）其实还不够好。因此我们发现自己会（举例来说）去不熟悉的地方旅行，却不是为了单纯地体验旅行，而是为了往自己的“精神仓库”中添加经历，或者刷朋友圈。我们走步或跑步来强身健体，却不是为了运动的快乐；我们尽父母之责，却只想着培养出将来能够事业有成的成年人。

就连休闲与娱乐，到了一个效率至上的文化中，除非能起到别的作用，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通常是为了恢复体力，然后干更多活。

如果效率提高了这么多，却一点都不能带来的期望中的好处，那我们还能怎么做呢？“夺回你的时间”的共识是，个人生活方式怎么改变都解决不了问题。改革必须从有关假期、产假和加班的法规开始。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试着习惯于不去达到最高效率，放过一些机会，惹一些人失望，让一些任务完不成。许多不愉快的杂务是生存必须的。而另一些则不是——只是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它们是。挣更多钱、实现更多目标、在各方各面发挥我们的潜能、更好地融入集体——这些并非必需。

迪马可指出，任何效率上的提高，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个人生活上，都是有代价的：你消除了没被利用的时间，但你也失去了那些闲时带来的好处。

迫切地想要管理好时间，这种愿望是我，或许还有你，所共有的。而在这一愿望背后，我们不难察觉一个熟悉的动机：对死亡的畏惧。

在当代，人们继承了泰勒的效率哲学，在对个人生产力的狂热追求中，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得寸进尺了。按他们的意思，只要我们能找到正确的技巧，并保持足够地自律，那我们就能知道，任何重要事情我们都会挤时间去做，也就终于能感到快乐了。那我们就应当最大化我们的生产力——这确实是我们的责任。这种思想从某些人的角度来讲，确实顺理成章——那些人，当我们更辛勤地工作，并提高了消费能力时，他们能从中获利。但它也能变成一种心理上的逃避方式。你越是能说服自己，再也不必作出艰难决定了（因为时间足够你做所有事），你就越少地感到有必要问问自己，自己选择的人生，真的选对了吗？

个人生产力被包装成消灭忙碌的良药，而它本身却是另一种形式的忙碌。于是乎，它起到了忙碌所一直起到的心理作用：让我们充分地转移注意力，以防我们去思考说不定很恐怖的问题：我们如何度过时光。“我们每日劳作时，投入超过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热情与无心，只因无暇停下来思考对我们而言是更加必需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写道。他的言论似乎预言了我们的现状：“匆忙是普遍的，因为所有人都在逃避自我。”

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dec/22/why-time-management-is-ruining-our-lives